1995年3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沈阳的函件，里面是一本吕黎平的签名书，书名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书中，吕黎平结合自身的革命历程，研究了红军时代总部机关的参谋工作。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江西兴国人。兴国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在战争年代涌现出众多将军的同时，兴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吕黎平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说：“笔者出生的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革命队伍的多达8万人，现在县革命纪念馆英烈名册中记载的有23176名，相当于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每一华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的红军战士倒下。”
而吕黎平就是经历了长征全程的一位老红军。他1931年2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在此期间，吕黎平亲身参与了红军总部从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的主要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先驱。
但《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记述的不仅仅是吕黎平的个人经历。通读全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吕黎平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他在红军总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而是从南昌起义开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红军时期我军参谋工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根据吕黎平书中记载，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及历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机构不断完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将之划分为6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参谋工作。长征期间，总司令部的机构虽然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职能部门，直到后来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吕黎平写道。
吕黎平自1932年5月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在阅读军史、战史时，却发现很少有专门研究红军参谋工作的著作。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拜访了叶剑英、萧克、伍修权、康克清等老首长，并同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回顾和探讨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战斗历程和参谋工作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陆续重返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南昌、井冈山、古田、瑞金、遵义等地，实地考察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一些情况。以这些历史过程为线索，结合个人的思考与回忆，吕黎平写出了这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
这本书激起我强烈的阅读热情。一方面因为我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我对雏形时期的总参谋部的来龙去脉抱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出版及再版工作实际上还有我的一份努力，我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进行呼吁，并曾商请时任副总长的李景同志予以支持。
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率先北上，而吕黎平仍然留在司令部，后来成了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科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在祁连山打了一阵游击，后被中央接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队学飞行，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1942年9月，他和其他在新疆的党员被盛世才集体逮捕入狱。1946年6月被党中央营救获释，随后回到延安。此后，他一直从事与空军有关的工作，担任过航校校长，空一军军长等，直到后来在沈阳空军副司令员、顾问的职务上离休。
1961年，吕黎平在由大校晋升为少将。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1984年。当时，他被借调到北京，作为军委联络组成员到我所在的部门检查整党，同时考核推荐年轻干部。考核的结果是我排在第一名，吕黎平按照考核结果推荐了我。
从那时起，我就和吕黎平有了交往。1995年，他把《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寄给我，同时寄来他和老伴高鹰结婚45周年的纪念照。2001年1月，吕黎平不幸在沈阳病逝，我立即向他的老伴由衷地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熊光楷，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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