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到香港的购物直通车，早上9点从深圳湾出发。
桂小姐喜欢乘这个直通车去香港。这是一家银行推出的活动，集合、过关，再加上行车时间，到达购物广场通常是中午11点半，晚的话则是12点。接下来的六七个小时，桂小姐会买回一些奶粉、儿童食品、维生素等，偶尔还会提一些生活用品，比如泰国香米、食用油，晚上7点再搭直通车回深圳。她说，在香港购物，除了费用“划算”之外，最重要的是“健康安全有保证”。
最近她发现，很多人都去香港打酱油了。
皮鞋果冻、问题老酸奶、农药红茶、代工厂的冰淇淋内幕，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食品安全事件刺激人们的神经。来自国内最大的购物搜索网站的监测数据显示，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海外知名品牌的奶粉、零食、辅食商品的搜索关注度上升了300%以上。
在这个逻辑里，
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
制作色素馒头的工厂里，工人坚定地说：“这样的馒头我不会吃!”自曝行业潜规则的养虾户也扬言：“我从不吃虾!”去冰淇淋工厂实习的学生，估计这辈子也不会碰这个牌子的冰淇淋。种植蔬菜、谷物的农民悄悄把自己的地分成两块，用来出售的和自家吃的区别对待。
在这个逻辑里，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因此从来不吃，长此以往，其实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
研究生吴恒把这种局面称为“易粪相食”。2011年6月，他创办的食品安全网站“掷出窗外”上线。网站首页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显示，2004年全国有4个食品安全严重区域，2011年发展为11个。他说，每当读到一条超越想象力和道德底线的黑心食品新闻时，总是感叹，太假了吧，还有比这更恶心的事吗?然后继续统计，不多久就又读到一条，还真有。
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场景。看到一条微博，透露某某食品的生产内幕多么可怕，叹为观止之后，拇指轻轻一按，转发了。越来越多的人接收到这个信息，大家纷纷评论“幸亏没常吃”，“终于趁此机会远离了”，然后接着转发。
以往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轨迹，常常就是从这个即兴转发开始的。或者内部人员的爆料，或者某一个人偶然知道内情，总之，这条信息只要足够吸引眼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传播，最后引发猜疑，招来媒体调查、社会监督，终于揭出一桩黑幕。于是，公众很容易相信这些所谓爆料，其过程描述越恶心反胃，越容易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愤怒。甚至有的时候，大家都等不及一条道听途说的消息被核实，下一条更阴险的消息又来了。
可是，你可以不喝老酸奶，不碰冰淇淋，不吃香肠，不喝红茶，但是，总有一些必需品让你无法置身事外。就算你本人就是有毒食品的制造者，最终，你也会交换到其他制造者的产品，并把它们安然地放在你的餐桌上。
有人甚至悲观地断言：吃或不吃，食品安全的传言都在，而我们都在活着，只是不知道怎么活会比较长久一点罢了。
恩格斯没想到，
历史也会开倒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人类进行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后，才进入了文明时代。用现在的话说，社会分工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大家各司其职，物质需求通过市场交换满足。据说社会分工让当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恩格斯没想到的是，现在的社会居然有人会开倒车，大有回到农耕时代的架势。
生活中涌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农民”。
院子里的鲜花变成了薄荷、小葱和上海青，正在做饭的主妇揪上一把青菜，简单清洗一下下锅，便是放心的美味。小区闲置的那块空地被居民们疯狂认领，插上一块牌子就是自家的责任田，播种、浇水、施肥，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些耕种者，不远数里来到郊外，开上一片田地，连肥料都是DIY，买来一个有机堆肥桶，把瓜果蔬菜的废料切得细碎一些，放在密封的桶里，撒一层菌粉，密封几天就是上好的有机肥，安全环保。
按照10年前的理论，住别墅的就应该悠悠闲闲在院子里喝茶才对，办公室的白领就应该对着电脑忙加班忙升职才是正事，至于院子里种地、小区里开荒都是劳心劳力的粗活儿，有这工夫干点什么不好?可是现实却是，由于买不到完全放心安全的农产品，大家纷纷赤膊上阵，跨界发展。
还有更大规模的地主。
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产为主的民营投资企业集团，在苏州开辟了400多亩地，接受部分会员客户的订单，以及供应公司高层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福利还没有覆盖到普通员工。
北京中关村，20多个白领自发组织了购菜联盟，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种菜。据联盟成员透露，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有100多个。
还有一些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了大小不等的土地，雇上一些农民为他们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与娱乐和省钱无关，而是以独善其身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深度焦虑。
生活方式的改变
反映的是价值观的困局
大大咧咧的林女士，最近被同学严重教育了一番。
你怎么对孩子这么不负责呢?国内的鲜奶是不能喝的，现在奶牛都超龄服役，乳腺被挤得发炎，打了抗生素继续挤。越浓稠的酸奶越有问题，最好买进口的液态奶自己做，虽然麻烦一点，但是放心啊。蛋糕最好别吃外面买的，弄个烤箱买些器具自己在家里弄最安全。原料，进口超市里都有啊。
林女士觉得自己必须改变以往的生活逻辑。
她突然变得很繁忙，考察北京哪些进口食品超市比较靠谱，从买成品到买些半成品甚至原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朋友出国，她开始列清单，维生素、鱼肝油、钙片等尽量都吃进口的。
还有最普通的食材购买。之前，她对“有机”、“绿色”、“无公害”、“纯天然”之类的字样没那么敏感，看菜品的样貌，价格的长短，差不多就行了。现在她会掂量一下，似乎标有这些字样心里就会踏实一些。
现实中，很多像林女士一样的人正在用脚投票。进口食品超市、购物网站的进口食品特区、有机蔬菜区、进口食品展，这些可以购买到进口食品有机食品的渠道，正在日益变得紧俏。单身白领、刚生完宝宝的妈咪、还有一些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都是消费的主力军。
社会冲突的形成，常常不是任何一方的无事生非，而是双方长期形成的对立。
企业的选择很简单。因为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可能选择价格低的食品而舍弃价格相对较高的食品，作为企业，它要提供高质量的安全食品，就必须付出更高的生产成本，于是多数企业转而生产次品。
消费者的想法也很简单。假如国内的奶粉没问题，谁愿意花高价来买进口奶粉呢?如果我们能像20年前那样可以对食品毫无戒备，干嘛不支持本土产品非要把眼光转向国外?如果可以毫无障碍地吃到农民伯伯的放心菜，谁非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
于是，规模化、产业化不再是社会分工的价值取向，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造成的畸高的交易成本，最终伤害的远不只产业本身。
说到底，生活方式的改变反映的是价值观的困局。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谁都知道，只有从“我们”而非“我”的立场出发才会实现共赢，然而大家却都选择了损人利己。只是，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这场博弈其实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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