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神舟与天宫的对接成功，中国航天发展也跨越了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从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第一次进入太空算起，人类的太空漫游史也已有了71年。
冲出地球，飞往宇宙，登陆外星球，这些宏伟而振奋人心的事业，这些需要凝聚人类最尖端科学技术与最优秀人力物力才能达成的事业，往往被认为体现了一个国家科技、军事，以及综合实力的强大，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优越。
冷战期间，美苏两超级大国为实现在政治上战胜对手的目的，倾尽国力展开空间探索竞赛。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位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开发。
当中国航天事业走上一个新阶段之际，回顾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国航天的历程，或许能为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冷战伊始，太空竞赛开幕
人类对冲出地球，进入太空真正的科学理论探索始于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其一生出版了500多部关于宇宙航行的著作，不仅早在1905年便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火箭的作用，更设计了诸多实用的火箭设备。而更为人所熟知的美国人罗伯特•高达德在1920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并在理论上认为火箭能够到达月球。德国人在火箭研究的最初实践上走在前面。二战中德国的V2火箭尽管未能扭转战局，但也曾造成英国近一万人的伤亡。
二战结束之际，美苏等国便对德国留下的一流火箭研究专家与研究资料觊觎已久。尽管德国的V2火箭研究基地被划归苏联管辖，但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从纳粹德国秘密引渡了一大批顶尖设计专家与设计资料。其中曾主持V1、V2火箭研究的冯•布劳恩日后成为了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空间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设计师，成为美国阿波罗计划成功的最大功臣。而苏联接手了美国未及带走的研究设备与资料，并通过发掘未被美国带走的德国研究人才充实到其研究团队中，壮大了其研究力量。
火箭科技研究一方面被用于发展洲际导弹，一方面则着重于研究进入太空的技术。前者的研究在50年代初基本完成后，太空领域变成了研究重点。在冷战的环境下，随着美苏两国核武库的建立，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的军事交锋变得不可想象，而太空竞赛则成了两国政治竞争的替代战场。
在太空发展领域的表现不仅成为超级大国科技，军事力量与声望的标志，也成为其所代表意识形态优劣的证明，影响着本国的国民士气与对第三国的吸引力。
竞争初期，苏联独占鳌头
在太空竞赛的前期，尽管美国从战败的纳粹德国带回了最顶尖的研究团队，但在6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在两强的各项竞争中屡屡获胜。
1951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在罗马召开，苏联和美国接受了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的挑战。谁首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谁便能对对方形成战略的威慑。
美国曾经自认为自己在航天领域领先苏联，然而在美国两次尝试发射人造卫星失败后，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成为首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苏联的成功使美国国内造成了一阵恐慌。斯普特尼克的成功给美国与西方心理上带来巨大的震动。
在50年代初曾被认为弱于美国的苏联，现在至少有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为夺回科技优势，美国开始大力投资理工科教育，并组建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统筹全国的航天研究。
危机所带来的改变在多年后逐渐成为了美国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60年代中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不得不面对对手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1957年首次带动物进入太空1958年第一颗科学卫星，1959年实现物体首次脱离地球轨道，1961年尤里•加加林实现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1962年实现首次双飞船太空飞行，1963年瓦•捷列什科娃成为第一位女飞行员，1965年实现首次太空行走……并且，苏联在月球探测任务的突破上总是先于美国。
苏联的屡屡获胜，得益于多方的优势：齐奥尔科夫斯基不为西方所知的优秀遗产，大胆启用曾在大清洗中被迫害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主持研究，最高权力赫鲁晓夫的全力支持与庇护，以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而美国方面尽管在次次具重大象征意义的突破上落于苏联之后，但在实际的军事与商业空间技术应用上则维持领先：1958年发送第一颗电信卫星，1959年传送第一个电视画面，1960年第一颗气象卫星，1960年第一颗导航卫星，1963年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nextpage$
“阿波罗计划”与美国的逆袭
1961年猪湾入侵古巴的失败与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位宇航员给美国的世界形象造成双重的打击。约翰•肯尼迪政府寄希望于依靠一个全新而庞大的太空计划“阿波罗计划”，以重新树立美国的威信。“美国将在十年之内致力于将人送上月球，并将其安全送返地球。”这对还没有把人送上太空的美国来说，似乎有些太不靠谱。然而这一次美国是真的要全面动员起来了。
整个“阿波罗计划”耗费了25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05年的1200亿美元)，超过2万家来自80个国家的美国和外国的公司，200多所大学参与到项目中，美国航空航天业的从业人员从3.65万猛增到37.6万。而估计将近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阿波罗计划”。
另一方面，到60年代中期，苏联航天则显露出一些相对削弱的迹象。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让苏联的航天专家与克里姆林宫间的愉快关系不复存在。1966年科罗廖夫去世。苏联的登月计划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不仅如此，与美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航空航天局协调下组织集中力量不同，苏联没有一个国家航空航天统筹机构，研究项目由各个军工研究综合体间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苏联的月球计划由登月、绕月两个项目同时进行，从而分散了比美国更加有限的资源。
1967年，美国的“阿波罗1号”飞船与苏联的“联盟号”飞船都遭遇了宇航员丧生的悲剧。苏联的登陆飞船一次一次爆炸，而11次无人探测器飞行只有2次成功。而美国从“阿波罗11号”带着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和奥尔德林在月球上跨出“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后，共有12个美国人行走在了月球上。至此，美国终于在太空竞赛中走到了前面。
冷战与太空争霸的延续与终结
70年代中期是美苏缓和的时代。随着一系列军控谈判和《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太空竞赛也进入休战期。1975年7月17日,“阿波罗”与“联盟号”在轨道上对接，美国航天员托•斯塔福德和前苏联航天员阿列克塞•里昂诺夫在太空中实现握手，宣布美苏间的太空竞赛以平局告终，同时也宣告美苏两国一次实质性的太空合作的实现。
然而冷战仍在继续，象征意义的合作并没有发展为技术的交流与空间探索项目的共同开发。1975年之后，美苏两国继续在空间站与航天飞机领域展开竞争。随着冷战的深入，太空竞争带给美苏两国的大相径庭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美国的航天体系由于始终与民用、与私营企业相结合，太空项目的科技成就不断被市场开发利用，使航天事业不断成为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而苏联的航天体系则完全被纳入军方体系，科技成果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向民间输送，也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生产率的提高。 在苏联体制下，航天发射成为国家奢侈的政治秀，而越来越高昂的费用反而使苏联经济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最终，随着苏联的崩溃，太空竞争因苏联难以为继的体制而完败于美国。 而更可悲的是，随着继承大部分苏联航天产业的俄罗斯经济一路下滑，曾经辉煌骄傲的航天产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80%的预算被削减，大量高技术人才流失，苏联时期投入巨资的“暴风雪”航天飞机计划不得不取消。更荒谬的是，存放“暴风雪”的机库，竟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下来砸毁了“暴风雪”号。而无数在前苏联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宇航事业的技术人员，则不得不在凋敝的国家里另寻生路。
后冷战时代——由竞争到合作，由政治到商业
冷战结束后，人类由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尽管新兴发展中国家仍将成功的太空探索看做证明民族崛起的重要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太空探索活动已经不再有冷战时期所担负的沉重政治意涵。越来越多的政府不愿负担昂贵的太空研发费用，而空间科技越来越直接地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前苏联已然提供了一个航天军事化、秘密化、政治化的惨痛教训。
在国家预算急剧减少的条件下，俄罗斯航天产业被迫从前苏联的封闭军事化体制开始痛苦地向市场化转型。模仿美国的NASA，俄罗斯也成立的自己的航空航天局，统一负责俄罗斯的航天项目。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俄罗斯航天企业逐渐适应市场环境，保护俄罗斯最优秀的航天资源。随着21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状况的好转与政府对航天投入的加大，俄罗斯航天也重新回到世界前列，多年来维持着成功发射全世界最多轨道卫星的头把交椅，占据卫星发射市场榜首。在“和平号”轨道空间站坠落后，俄罗斯也积极参与到美国牵头的国际空间站项目中。
美国航天体系与民用和商业的紧密结合为后冷战时代使空间技术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制度环境。有数据显示，美国空间技术的产业化已创造超过2万亿美元利润。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这个民用航天总部的领导下，航天计划的各项研发生产任务，相当大部分发包给美国以及外国企业完成，以此降低成本，并使社会能够获得高科技产业的收益。美国航空航天局近年来将探索的目标放在尖端的深空方向，而技术比较成熟的近地发射输送等业务则准备发包给私营企业经营，果断放弃了成本高昂、安全性低的航天飞机项目，并联合多个国家力量建造永久性的国际空间站。
由当年的互联网神童、贝宝公司(PayPal Inc.)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SpaceX公司在今年5月正式与NASA签下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负责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由其开发的“猎鹰”火箭搭载的“龙”型飞船的试飞成功使该公司成了首家将商业飞船与距离地球约386公里的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成功对接的私营企业，并且其通过成本控制所达到的发射费用已经低于中国国有的长城公司的费用，技术上也更加先进。其克服官僚机构与大型企业的低效率，通过创新所达到的成就既让全球航天界汗颜，也为人类太空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带给中国航天的启示
回顾美俄两国的空间发展历程，民用化、商业化、市场化已成为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将航天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在高科技的“象牙塔”里，完全受到军方的控制，甚至作为政治玩物，都无法使航天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空间技术已经触发了“太空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使发展中的空间技术转化为国家的太空经济实力，已经成为大国航天战略成败的关键。
中国航天在1956年艰难的经济条件下起步，几十年来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长征火箭，从神舟飞船完成载人飞行，再到“天宫”的建立，中国航天在有限的工业与教育条件下步步发展，为国防现代化、国家综合国力、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做出了实质性的巨大贡献。中国航天也从苏联模式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改革航天体制，使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尽管成绩斐然，中国航天仍处于转型时期。航天研究机构从第五研究院逐渐改制，形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两大央企，与政府部门、军队、科研院所分散管理的局面。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泛军事化、泛政治化的思想与分散的管理局面使中国航天仍然处在封闭、保密的状态之中，不利于航天技术的民用化、商业化。
全球太空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的航天产业却发展迟缓，航天产业总收入只占全球航天业的3%，并且主要从单一的卫星发射获得。与美国航天产业向私营企业大面积开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航天仍然封闭在政府、军队与国企的统管之下，民营企业与社会资本仍然难以参与，航天技术的发展难以与市场需求向结合。体制的瓶颈制约着中国航天真正实现民用化、商业化，无法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国民经济。
同时，中国的航天技术距离美俄等航天强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深空探测等方面依然是空白，需要不断增加国际交流迅速提高技术水平。航天事业过度的秘密化、政治化与军事化容易使得他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航天发展产生疑虑，从而不利于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同时也给一些国家鼓吹“中国太空威胁论”提供了土壤。
随着中国航天的步步发展，正如国人对越来越多的奥运金牌逐渐冷漠一样，民众对于国家航天活动也会逐渐产生审美疲劳。航天发射的成功，重大科技的进步，其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力量正随着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而逐渐减少。航天事业应当逐渐回归其本来的属性，在满足一定的军事目的以外，更好地使空间技术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科技带给生活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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