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的日子不大好过：经济增速减缓、证券指数振荡、邻国与美联系日益紧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热闹非凡似乎显示着中国的全能和万事无忧，而2012年的诸多事件打破了此种幻象。这些麻烦事中，没一件看起来是好对付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是否能实现彻底地现代化?近来的这些麻烦事提供了一些解答的线索。
30年来，我们所知的中国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些成功是附带着一些愈发明显的弱点和败笔的。中国未来20年或将不再是之前这种快速和疯狂的模式了。
中国的成功已为人们所熟悉。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此大规模地快速致富和缓解贫困了。正如每一个吃惊的西方观察者看到的那样，中国的超现代基础建设使得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显得那么可悲和瘫痪。
同时，中国公众消耗的经济只是其向外输出经济总额的一半，剩下的被留作国内的公共及私人投资和海外资产的积累，从美国的中期国库券到房地产、艺术品和公司。与此同时，30多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人的生活以很难想象的方式开始自由化。
我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过中国。我以为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我会被注意、跟踪并受到监视——这些确实发生了。然而如今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人只有成为某个中国人做一单生意时的机遇或障碍时才会被关注。
这些都属于中国的成功方面。而某些限制和失败已被公开。其中，环境掠夺使得癌症成为中国人一大死因;由独生子女政策引发的人口统计学上的转变威胁着中国，使其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在变富有前就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再有便是中国政府系统的透明度和责任感等诸多问题。
这些都是已获得了媒体关注的问题。但是其实有更大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公众直到今天才惊讶地意识到，中国现有模式的成功有可能会走进“低薪陷阱”，即代工厂越来越大，但是并不一定能把国家带入世界经济结构的更高层。
换种说法，中国的公司是否有希望从组装iPad开始，最终打造出其自身的“苹果”品牌?或者说，从山寨西方电影、音乐、搜索引擎和手机应用走向建立其本土的流行文化产业，并能带来全球范围的收益和软实力的提升?
几乎每一件苹果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但仅有10%的收益回报给了工厂中的工人、供应商和所有其他员工。剩余的收益给了美国的产品设计者和股份持有者、日本的元件制造者、德国的机器制造者和全球的零售商和货运商。此种安排对于美国而言，问题在于其不均匀地给美国收入结构的顶层人员而非中层人员带来收益。对于中国而言，问题在于首先要找出获得更大份额收益的方法。
全球商贸的利益向著名的品牌企业大力倾斜着，而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样的公司。中国最有创造力和活力的公司是小的转包商，而最大的公司则是萧条的前国有垄断商。韩国，这个人口少于中国省平均人口的国家，比整个中国有着更多的全球品牌企业：比如三星、LG、现代。比上海或北京人口更少的荷兰也是如此。
不过，想要逃离低薪陷阱需要社会创新和机构创新，这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意识到容易，做到却很难。
能打造出苹果、丰田、大众和波音的国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着一些共性。虽然绝对理想的法治无法获得，但这些国家都追求着可靠的法治。他们有着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并且意识到媒体和大学机构完全独立的合法性。而且，虽然程度不一，但他们都意识到了保障自由言论氛围的重要性。
简而言之，他们都是自由社会。中国是否能获得或者应用现代文明社会的这些特性，同时保障地域安全并能控制大局?这已是共产党主要关切的问题。
去年我在中国又待了几个月，我可以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能力做个代言：中国的网速跟韩国或者日本的相比，实在是太慢了。
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若是网速慢，主要是因为基建问题。而在中国，其网速慢是因为政府控制：审查制度和“长城防火墙”阻断了一切，使得人们无法触及网上的宇宙。“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在同当代盛行的技术对抗的同时还能跃居全球领先地位的?”当我去年在中国的时候，一个朋友这样问我，“英国人曾经禁止过蒸汽机吗?”
中国在通向成功中有一些进展。“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了一些行业，以此作为下一步发展重点。生物技术、制药业、领先能源技术、互联网应用和飞机，这些行业是西方国家出口和利润的巨大来源，中国希望在这些领域能超越西方。年复一年，波音公司是美国的顶尖出口商，飞机出口在美国占到了出口的最大份额。
这就是中国目前为了走出困境所努力的方向。我们从其在这些领域中的进展或挫败中能一窥其潜力。
中国这30年的成长反驳了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其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民主化。现在我们或许将看到另一个测试，那就是在向繁荣和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体系是否会不得不拥抱那些它试图迎头赶上的富有国家所具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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