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8日傍晚，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我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装，和中国驻西德大使张彤等人一起，静静肃立在停机坪上，等待着一架来自遥远祖国的专机，等待着一位来自遥远祖国的贵宾。
19点45分，编号为B2408的波音707飞机轰鸣着降落了。飞机停稳后，舷梯上下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相貌威严，长途旅行的疲劳也没能掩住眉宇间的英气。我们连忙迎上前去，一一和他握手。当轮椅推到我的面前时，我向他庄严地施以军礼，说：“首长，欢迎您到波恩!”
这位轮椅上的威严老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的德国之行，既不是访问，也不是考察，而是为了治病。“文革”中，罗瑞卿被林彪一伙迫害，致使左腿残疾，被迫坐上了轮椅。恢复工作后，残疾的左腿给他带来了极大不便。他是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的，但拖着伤残的左腿，视察部队、看地形都很不方便。这使他产生了彻底治疗腿疾的强烈愿望。他把目光瞄准了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的有关医疗技术比较先进。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他出国治疗的报告。中国驻波恩使馆的武官林千从国内陪同罗瑞卿赴德。专机临起飞前，罗瑞卿对机场送行的人自信地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便再也没回还!
罗瑞卿及夫人郝治平一行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陪伴下驶回中国驻联邦德国的使馆。虽然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但罗瑞卿仍然惦记着国家和军队建设。他们还没出国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是罗瑞卿想了解一下德国高速公路的情况，以便为中国建设高速公路提供决策参考。果然，罗瑞卿在波恩刚住下没两天，就通知我去汇报了。
对于我的汇报，罗瑞卿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下细节问题。这时候，罗瑞卿想得最多的，是平战结合的高速公路，平时可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战时则可供部队快速机动，甚至飞机也可以紧急起降。在当时中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的情况下，得知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开始关心高速公路建设了，我是相当兴奋的。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离波恩200多公里外的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为配合治疗，罗瑞卿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进行锻炼，海德堡大学的草坪上留下了罗瑞卿拄着双拐不懈前进的脚步。在一系列检查后，手术的日子定在了8月2日。8月1日，我们都赶到了医院。郝治平还带去了一束鲜花。在病房里，她同罗瑞卿合了个影，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影。那一天，罗瑞卿情绪很好，郝治平一直待到很晚还舍不得离开，直到罗瑞卿服了睡前药，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8月2日上午7时，罗瑞卿被推进了手术室。中午12时左右，手术顺利完成。傍晚时分，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对手术的医生说：“Good evening. Thank you!”医生轻松地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
接近凌晨3时的时候，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将我吵醒。拿起听筒，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罗瑞卿心肌梗塞突发。
“你马上把郝治平大姐接到医院来。”电话里的声音对我说。我随即到郝治平的住房叫醒她，然后把她扶进我开的汽车，迅速点火起步，车灯的光束射入海德堡漫无边际的黑夜里。到了医院，郝治平和我们很快就悲恸地意识到，罗瑞卿大将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8月5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北京。8月12日，罗瑞卿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大楼前，红旗半悬，向这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大将致哀。
后来，我和郝治平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担任总参领导后，每年春节，我都去向她拜年，每年夏天，在北戴河我也都能见到她。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直坚持下海游泳。1996年7月，大型画册《纪念罗瑞卿》在罗瑞卿诞辰90周年之际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得到了一本，上面盖了罗瑞卿诞辰90周年的纪念印章。由于一直没有罗瑞卿的著作出版，1999年5月，我买下一本传记《罗瑞卿》(作家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请郝治平在扉页签名，并盖上了她和罗瑞卿的印章。
作者简介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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