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
3月初，在《中国传统文化》课堂上，给中文系学友，讲述十三经的来龙去脉，着重指出，春秋战国，存在着多元主义的文化生态，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属于“子学”的时代。“经学”的时代，从汉代开始，自从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为汉武帝所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俨然成为历代的文化主旋律。
遥想2500年前，处于“轴心时代”的孔夫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坚守“克己复礼”的理念，要为华夏文明奠定“普世价值”，但是，终其一生，也只是属于“非主流”。
孔夫子的不朽贡献，在于提出“仁”的概念，并升华到很高的境界。“礼”是“法律”，是规矩，可谓“生态”;而“仁”是“道德”，是自觉，可谓“心态”。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孔夫子的良苦用心，身处“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老夫子希望大家具有自觉，“仁义道德”不离口，还不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法律规矩。
汉代大儒董仲舒，不愧是孔夫子的异代知音。董仲舒发明的“春秋决狱”，将“仁”与“礼”融合在一起，确立了一种文化范式，使得汉武帝成为百代之帝王。
斗转星移，尽管时序已经进入21世纪，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磨练，孔夫子、董仲舒塑造的文化形态，已经雨打风吹去，但是，“礼崩乐坏”的生态，“转型时代”的际遇，让历史具有了“穿越性”。中国历史上，很少见，“居庙堂之上”和“处江湖之远”的人士，在呼唤当代的“三纲五常”这一方面，竟然那么不谋而合?
“道德焦虑”，不期然，成为有“断裂危险”社会的一种难得的“共识”。似乎，社会各界意识到：流淌道德的血液，已经成为一种底线标尺。
“仁义道德”本属于社会的心态，而“法律规矩”塑造社会的生态，道德这种“软文化”要服从法律的“硬道理”，也就是说，“法律”，才是社会运行的第一推动力，而“道德”要服从这种第一推动力。当然，“道德”具有深厚的心理积淀，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起着整合和调试的巨大作用。
清末民初，剧烈的社会变革，按照孔夫子的说法，真是“礼崩乐坏”。但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依然流淌在国人的血液里。现在谈论“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时尚，不是偶然的。老辈资中筠回忆早年所受教育，哪些事情属于“君子不为也”，很是清晰。但是，这位老辈很沉痛地说：比起自己的老辈，自己好比一个野蛮人。
业余搞学术地图，经常接触的，正是资中筠的前辈，老辈的感慨似乎也能够体会。陈寅恪、梁漱溟、胡适，这些老前辈，立身行事，待人接物，流淌出来的那份良知和操守，令人追慕!
士风的变迁
当今社会，“道德焦虑感”的产生，追本溯源，也没有那么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外乎“社会生态”和“文化心态”，出现了问题。
从“文化心态”来看，随着陈寅恪、梁漱溟老辈的凋零，后辈中“行己有耻”、不苟且的道义之士，实在寥落。道德是需要浸润和熏陶的，环顾当代学林，还有几位陈寅恪、梁漱溟?既然，身边几乎没有那么好的人，那么，怎么要求后辈树立道德标杆呢?
近二十年来，当代士风的迁变，与百年学术史上第四代、第五代的“做派”具有莫大的关联。“第四代”大体是1930年左右出生的，李泽厚、袁伟时、资中筠、江平、吴敬琏、厉以宁，都是在“大批判”的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不是“批判”，便是“被批”，成为这一代人的写照。这里面，资中筠因为常驻欧洲，很偶然地成为相对比较超脱的“逍遥派”。这种时代际遇，给人的心理打下很深的烙印。所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第四代学者沉湎于“大批判”的快感，绝非偶然。
第五代学者，一般属于“50后”，造过反、下过乡，机缘巧合，成为新三级学人。这一代人在80年代成长时，第四代正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很幸运的是，第五代学者，部分属于“隔代传承”，受到第三代学者的“点化”和“熏陶”。比方说，葛剑雄师从谭其骧，陈来师从张岱年，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品学双修，功力自然深厚。
90年代后期，随着“985”和“211”项目的展开，安贫乐道的学者，实际上日益边缘化。第四代失之于“大批判”，而第五代则失之于“课题”和“项目”。残酷的“大批判”，并没有使学者丧失个性，而“课题”和“项目”使得知识分子的个性丧失殆尽，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历史的吊诡，那些从大批判中成长起来的“第四代”，经过彻底的反省和痛苦的反思，不满足于闲云野鹤的生活，活跃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茅于轼、江平、资中筠、袁伟时，人老心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已经成为“学界新父”的第五代学者，却往往沉湎于“发家致富”中，令人感慨。
“道德家”面对这一切，无不痛心疾首：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市场经济是引起道德沉沦，这道大学生辩论的经典题目，竟然在当代中国得到印证，确实令人纠结。有人认定，知识界的堕落，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
笔者注意到，道德失范的背后，其实是到处流行潜规则。转型时代的特征，正是呈现“礼崩乐坏”。这时候，旧规矩不顶用了，新规矩写在墙上，但是，并没有写在人心里。况且，这些新规矩的出台，不仅没有程序正义，更可怕的是，也未必体现多少实质正义。掌握资源的强势群体，纵横捭阖，获得了新旧两种体制带来的实惠，而弱势群体，则受到两种体制的排斥。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改革不仅没有带来自由，以前的福利也在丧失。
那么，令人叹气的坏事，是否都是“改革”带来的呢?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前那种日子再也不能延续了，农民才要换一种活法。
但是，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改革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依托的是“合适”的规矩和“稳健”的制度，而与“合适”规矩和“稳健”制度相匹配的，是“公序良俗”。
这个时代，中国大陆既没有稳健的“法律规矩”，也没有合宜的“公序良俗”，这正是时代的尴尬。与其纠结于“道德失范”，不如兴利除弊，进行“制度建设”。一个合乎理性的“粗糙”的制度，远比高尚道德的呼唤，要实际得多。
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所以才有“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人”的一番议论。
固然，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但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生长在真空。“道德圣斗士”，衡量自己和旁人，总是两把尺子，那么，道德自觉，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事实上，社会之所以潜规则盛行，从根本上说，也不是主事者道德沦丧的缘故，一不留神，“规矩”就被破坏殆尽，这是最致命的。
孔夫子为什么谆谆告诫世人“克己复礼”?还不是预见到，随便逾越“规矩”的社会，后果很严重，“仁”再重要，也不能超越“礼”。当代社会的“仁”，就是“道德”，当代社会的“礼”，就是“法律”。
祛除“道德焦虑”，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高喊道德回归的“圣斗士们”，不仅无助于道德自觉，更可怕的是，私设道德法庭，对无辜的“异端”进行审判，反映了一种“专横”的本性。
还是前辈胡适先生具有历史预见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诚哉斯言!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