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其成果就是《上海联合公报》，这是一份独特的政治文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本原则。
时间倒回40年前，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的政治形态，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都带来了帮助。此后，苏联被迫采取守势，而中美两国则开始放弃持续了几十年的对抗。可以说，这次访华是20世纪最具戏剧性和变革意义的外交事件。
中美关系的全面正常化，由卡特和邓小平于1978年下半年完成。这使得中美双边关系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而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环境，正在于中国发展了同美国及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公开关系。邓小平的这一政策实施30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国家高速发展的一个成功神话，在世界事务中前所未有。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有人将其总结为“战略性暧昧”——我们既非盟友，亦非敌人。我们有着广泛的合作领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但同时在许多重大领域也存在着竞争和分歧。我们在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但在这些领域所进行的合作非常有限，而且存在较为严重的互不信任。
今天的中美关系，处于一种机遇和对抗并存的矛盾状态。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地处理互相之间的分歧，我们很有可能再次回到敌对状态。
东亚地区有再极化(repolarizing)的危险。当然，如果我们能够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利用机会进行合作，就能更加全面地享受到关系正常化带来的益处——为中美双方、亚洲和全世界。
冷战爆发
充分评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积极意义，最好将它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下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作出决定，打破中美两国数十年对抗的坚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伟大外交事件之一。
1803年，拿破仑注意到了清王朝的衰落，他说世界最好让中国沉睡，因为一旦中国苏醒，她将震惊整个世界。这一富有远见的预言很快应验，英国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发动鸦片贸易，建立通商口岸体系，这成为中国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外族入侵、民族解放和国内战争运动的序曲。
中国何时苏醒，或许很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历史中复苏非常重要的一步。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快速觉醒。”当时中国建立了同苏联的关系，并在苏联中央计划模式下展开了经济重建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成为敌人，冷战作为开端，在朝鲜战争中这种敌对关系达到白热化。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接下来发展到军事对抗的程度。
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很多美国人希望看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坐收其利，就像中国人说的“坐山观虎斗”。
但是，尼克松总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苏联才是美国和世界的头号安全威胁;而且他相信，美国和中国应该携手对付这一威胁。他还多次谈到，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很难理解。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陷入越战泥潭，而中国支持北越。另外，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有着强烈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情绪。所以说，尼克松总统对华政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如此敌对的环境下，仍然深谋远虑并甘冒风险地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当然，毛主席决定结束同美国的敌对关系无疑也有风险。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始于1971年7月，当时亨利•基辛格做了一次非常著名的秘密北京之旅，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扩大的开放对话。当基辛格访华被公开之后，中美两国国内都产生了分歧。
对美国而言，我们同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已经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反对日本。当然，最终结果是蒋在国内战争后撤退到台湾。国会对于破坏这一长期伙伴关系强烈反对，更不用提发展同敌对的北京政府的关系了。
在中国，同样存在反对意见。毛主席曾告诉尼克松：“在中国，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同美国接触。其最终结果就是走上飞机，逃往国外。”——暗指林彪事件。
虽然存在重重反对意见，但两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减少对抗，加强合作——虽然他们同意在公开场合仍坚持互相批评。$nextpage$
尼克松访华是一起精心安排的外交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取得美国民众和全世界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支持，中美双方决定在电视上播出访问情况。为了向美国民众播放访华新闻，两台卫星地面站被送往北京。通过电视画面，美国人民看到了长城、故宫和周恩来总理在官方欢迎宴会上对尼克松总统的祝酒词，这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他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从文化大革命的喧闹，而是开始注意到中国复杂的外交和悠久的文化。
基辛格的回忆录记载了毛、周、尼克松政策讨论的细节。这些讨论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达成了共同反对苏联的协议，毛泽东当时将苏联领导层斥为“混蛋”。
台湾问题被放在一边，不再具有首要意义。毛泽东告诉尼克松，解决台湾问题，可能需要100年，中国可能最终需要通过战争来统一大陆和台湾。
尼克松告诉毛泽东，他打算彻底将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就是说中断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水门事件”他未能完成这一心愿)。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震惊了俄国人。他们反对中美倡议的首脑会议及军备控制方面的积极措施。
尽管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合作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很脆弱。中国的国内政治仍然陷于文化革命的混乱之中。到1974年，周恩来死于癌症，毛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一场权力接班斗争在“四人帮”和以刚刚恢复权力的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之间展开。
同样，不信任制约着中美关系。毛和邓小平都担心美国寻求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这对中国极为不利。1974年，毛主席向基辛格抱怨说，在中国努力反对俄国霸权时，“美国却利用中国的肩膀跳向莫斯科”，这使得中国在面对苏联的压力时更加脆弱。
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逝世，而四人帮被迅速清除。然而，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例如，美国提议建立双边贸易关系，但这被一位中国领导人拒绝了，他仍然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而且不确定中美关系是否可以全面地从法律上正常化。这一点对于理解目前中美关系中的挑战都非常重要。
邓小平时代的发展
1978年，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此后两国关系才有了戏剧性转变。当年夏天，邓小平提议中国派遣数百名留学生前往美国，这一举动震惊了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年底，他已经同卡特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谈判。
到8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也极大改观。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取代了“政治挂帅”，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仇外主义也被小平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所取代，中国对世界更加开放并开启了国内改革。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
除了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对于“北极熊”(邓小平语)的担忧，使得中美关系更加紧密。因此，20世纪80年代可以认为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90年代，事情又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全世界都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及未来改革方向产生担忧。而且，1991年苏联解体，这使得中美原则上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另外，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始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
国际关系新时代
冷战结束已有20余年，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代。20世纪主导世界局势的大国冲突已经让位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获益和冲突相互依存。
现在我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在于地区性国家冲突(如南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朗)，以及有条件滋生恐怖组织的孱弱国家。我们共同致力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共同打击毒枭和海盗。就全球范围来讲，种族和宗教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对抗，成为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
同样，我们的安全受到各种非军事因素的影响：电子系统的完整性——这是现代社会的大脑和神经，可靠的能源供给及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其他资源供应，流行性疾病、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等等。我们仍然在学习如何应对上述挑战，特别是在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
其次，由于信息革命和社会网络联通带来的大规模公众动员成为世界范围内塑造政治变迁的新的力量。在尼克松时代，当时相对先进的电视技术可以用来自上而下地改变公众观念。而如今，因特网和社交网络媒介让人们有能力从社会底层对政治施加影响。
现在正在改变阿拉伯世界的骚乱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这一点在俄罗斯政治中，甚至某种程度上在美国政治中都非常明显。既有的政治机构受到来自公众的攻击，而拒绝改革的政府有可能在公意的压力下垮台。
中美关系的复杂现状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30余年之后，在如今新的国际背景下，如何评估中美关系?中国现在已经融入国际体系，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多边机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极。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贸易和金融已经成为联系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对中国有严重关切，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操控汇率、限制国内市场准入、对某些出口产品进行补贴、非法获取他国知识产权等行为，中国正为了自身利益扭曲国际经济秩序。
在国内，中国的惊人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和基础设施超负荷正制约自然环境，特别是国内环境。而且，随着中国人民的基本物质和经济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对提高生活品质和社会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安全领域，中美关系正常化加强了地区稳定。这对双方而言，都减轻了冷战时期的安全负担。然而，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还非常有限。中国在反对核武器扩散方面不是十分情愿。中国已经成为网络安全一个重要的担忧，其惊人的军事现代化，加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高度紧张的领土冲突，已经开始使东亚再极化。
同样，国际上存在一种看法，即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基本上停滞不前了。这引起一种不确定性，人们担心中国领导人是否将继续进行改革，而这类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对中国的惊人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结果的相对平衡进行评估，两个基本结论应受重视：第一，中国领导人对于高速的国内经济发展已经“骑虎难下”。为了实现政治稳定，他们不得不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美国呼吁中国领导人调整汇率、更加充分地开放经济、降低出口歧视，以及采取其他可能减少就业的政策，这些当然会被拒绝——如果在美国，这同样会被拒绝。第二，尽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呼吁国际社会注意中国的增长没有带来威胁，但中国崛起在国际上依然引起了防御性的结果——如果不是恐惧性反应的话。而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这种反应越来越强。$nextpage$
未来：回到过去?
历史表明，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许多安全担忧，都能够通过有意的外交加以有效处理。然而，领土争端是有可能导致武力冲突，甚至战争的。
如前所说，70年代初尼克松和毛泽东的谈话，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美两国达成统一，推迟解决台湾问题，而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战略安全挑战。而不能成功地处理台湾同大陆的未来关系，是最有可能破坏中美关系的因素。
不得不说，经过40余年的努力，海峡两岸已经建立起了非常积极的关系。中国内战遗留的大陆和台湾潜在的军事冲突，已经转变为越来越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在台北和北京的领导层之间，有了公开的政治交往和日益加强的共同利益。
不久前结束的台湾总统大选表明，台湾人民不希望在台独问题上挑战北京。他们日益感觉到了两岸合作的好处。他们希望稳定。他们希望维持现状。
对中美台三方来说，当前的政治挑战是：如何建立互信，并将紧张关系降低到各方均认为如果两岸爆发军事冲突将有违各自利益的程度。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北京和台北的政治融合才有可能。
中国现在将台湾设计为“自治区”，在笔者看来，这个概念以及“一国两制”政策还有“92共识”，共同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如果我们同意毛主席“解决台湾问题需要100年”的论断，那么我们还有60年时间。我们仍然有着高度一致的战略关切。当然，在所有担忧中，代价最高的无疑是海峡两岸的政治紧张关系加剧，更不用说爆发军事冲突了。
为未来寻找合作共识
要最大程度地扩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好处，降低回到对抗的可能，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第一，必须不遗余力地降低导致经济紧张关系的因素——也就是双方说的“就业，就业，就业”。冷战时期，共同的战略担忧——苏联——促使两国走到一起。今天，关于就业问题的共同担忧却促使两国分道扬镳，虽然事实上全球化已经为两国均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
前面已讲到，目前双方经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影响到各自的就业。我们可以利用许多良好的机制化的双边和国际论坛及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年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我们可以将合作的基础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如保持对国外市场和资本的通畅、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双方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必须通过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等等。
中美双方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将慢慢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转向更强的内需型经济增长。
从美国的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内投资，理性消费，并且在两党制的基础上形成管理金融风险的政治意愿。
第二，建立一个积极的经济和安全合作的议程：能源安全、原材料供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扩散、航道安全、气候变化挑战、全球健康威胁，等等。
在如今新的时代，国际事务中的很多问题不可以简单视为“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我们的领导人应当像当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共同面对苏联威胁那样，以智慧和勇气发展双方合作关系。
“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总统当年称他的访华之行为“改变世界的一周”。40年之后来看，这并没有夸大。甚至更远地回溯历史，200年前拿破仑曾深远地预言，一旦中国醒来，她将“震惊世界”。今天，中国确实“震惊了世界”。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的国家，有能力将新的国际环境塑造成为共赢互利的。我们现在局限于经济互补的关系领域，我们还有共同的安全关切。
美国，从其自身利益来讲，支持中国现代化。超过八届政府以来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都认为，一个安全、发展的中国将有利于美国，也是世界事务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也存在制约合作的重大分歧。
除了经济问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也是担忧。
为了保持世界稳定，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代价高昂。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曾同德国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威胁作斗争。今天，美国仍然扮演这样的角色——反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努力维护世界上许多关键地区和国家的稳定。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长期盟友正寻求美国的保证，保证她将继续保持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他们不是希望同中国对抗，而是希望有一种实力的均势。
经过对伊拉克和阿富汗10年的军事行动，现在奥巴马政府试图在亚太地区塑造“再平衡”，这一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至关重要。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均势和平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管理，很可能滑入对抗。因此，并不能排除中美再次成为敌手的风险。
只有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发展积极的双边关系，才有可能避免由于回到对抗而带来的巨大损失。这是当代管理中美关系的重大挑战。
(本文根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和平研究所理查德•H•所罗门先生2月6日在“纪念《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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