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次晚宴上站起来，准备发表告别演讲。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两天前他去参观了长城，显然从中得到了一个绝妙的修辞。于是他接下来这样说道：“长城已经不再是一道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开的城墙……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期望”。
利益，只是利益，让美国和中国走到了一起。恐怕连尼克松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所用的修辞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定格40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美国总是在盘算利益的得失，徘徊于对中国的亲疏远近，因为这中间没有情感，不涉及心灵。而中国只能用尼克松式的语言一遍遍地提醒美国：我们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可以求同存异。想要稳定中美关系只有一招，就是让双边的共同利益更加“广泛而深入”一点。
如今中美关系的利益相互依赖已经深入到了政策相互绑架的程度，可是中美之间仍然争吵不断。更可怕的是，两个国家的许多人仍然对彼此关系的未来深怀戒心。“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难道不是吗?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那段历史，也许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史上最奇特的联合公报
中美关系的转机开始于1969年，这真是历史高深莫测的讽喻。
1969年，中国的外部环境正走向最坏的程度。3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爆发了激烈军事冲突，全世界最强大的苏联陆军在中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虎视眈眈。而在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尼克松终于如愿以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恐怕是美国历史上反华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两个超级大国的变化，让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号召。
然而，尼克松从上台的第一年开始，就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地寻求同中国的和解。在担任总统之前，尼克松的职业生涯以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原则性而著称;而荣登“第一公民”宝座之后，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擅长利益算计、为此不惜牺牲任何道德原则的总统之一。
当时，尼克松盘算的最大利益不是反共，而是如何体面地从越南撤军。美国国内政治的根基已经被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闹得风雨飘摇。而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从越南撤军意味着美国外交的耻辱失败。尼克松需要一次对苏联的强力反击，来为美国的战略收缩找到台阶。当世之下，只有中国才有造成这样的效果。更何况中国人是北越的直接支持者。尼克松要想下好和苏联、越南的这盘残局，中国成为最重要棋子。
尼克松的急迫在1969年底的一个著名事件中表露无疑。当时，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场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追着中国驻波使馆的一名翻译，要他传递重要信息：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名翻译被吓得够呛。但最终获得明确信息的中国领导人，迅速给与了尼克松回报。在同样戏剧性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1972年2月，尼克松终于登上了中国国土。
中国领导人显然与尼克松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期望”，那就是反对苏联。这在当时几乎是中美走到一起的唯一共同点。但是这就足够了。1972年2月28日，在尼克松的访华行程结束时，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份联合公报。在这份公报中，中国和美国用大量篇幅各自阐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对国际时局的看法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中国“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美国却描述了一种“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表示美国“将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然而，革命者和秩序维护者、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民主的中心、反霸权者和最大的霸权国，却在一个基础上联合起来：公报表示：双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建立这种(在亚太地区)霸权的努力”。为此，美国对“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表示异议”。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震撼了世界。苏联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很快，苏联就急切地和美国走到了核裁军的谈判桌前。越南对此陷入沉默。美国撤军不久以后，中越关系就急剧恶化，爆发长期边境冲突。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则感到了政治末日的来临。他当时已经是日本战后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了。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投入到追随美国的反华事业之中。如今，日本人感到被美国抛弃了。佐藤荣作绝望地给中国发来信息，表示愿意缓和中日关系，可是中国领导人告诉他：他不是谈判对象。既然中国人想跟别人谈，那么就换一个人吧。日本政坛难得一见的常青树佐藤荣作在国民的愤怒中结束了首相的生涯。$nextpage$
变化的利益组合
中美因为反苏的利益走到了一起。这种宏大的、关于利益结合的描述，永远也解释不了历史前进的持续动力。利益总是会变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时刻不定地在变化。就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回国没多久，美国的利益诉求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4年8月，因不择手段而成功的尼克松因为不择手段而在“水门事件”中下台。尼克松的成功是显著的。美国已经从越南开始撤军，而更重要的是，苏联和美国出现了缓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对苏联来说是巨大的刺激。中国作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关键筹码，开始起到了作用。美国可以随时把这个筹码向左拨，或者向右拨。1974年，为了增添美苏核裁军谈判的友好气氛，美国把新设的驻华联络处主任、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召回国内，并宣言尚未考虑后继人选。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赴台高调吊唁;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公开保护西藏分裂主义者在美国的反华活动。1975年10月，毛泽东对第八次访华的基辛格说：“你们是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了”。
仅仅建立在联合反苏基础上的中美关系当然是敏感而脆弱的。1978年，中国内部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领导中国开始转向改革开放，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展现出诱人的前景。1972年以后率先与中国建交的日本等国与中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为此联合上书卡特总统，要求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苏联越来越呈现出扩张的趋势。美国有必要把中国这个筹码向另外一个方向拨一拨了。
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北京，向邓小平表示：卡特总统已下了同中国建交的决心。在中国的访问中，布热津斯基说了下面一段话：“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双方长期的共同战略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再是因为苏联，而是因为中国本身;中国不再只是筹码，而是目的。
可惜在那个时代只有少数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家才能认识到中国本身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经济重要性不断提升，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系列巨大政治动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倒退。更可怕的是，苏联的解体，让中美关系依赖十多年的“反苏”基础消失了。
在这个困难时期，邓小平抓住了中美关系新的实质。他提出了“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的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邓小平这些话，直到今天仍然富有意义。中国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融入外部世界，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根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出现进一步的光明前景，导致美国对华经济封锁不攻自破。1994年5月5日，美国800家大企业联合上书总统克林顿，要求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从此取消了将人权问题和对话贸易制裁挂钩。
超越利益之外
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超越于短期利益之外，有了战略性的基础。当然，贸易、投资、债务，这些经济关系的背后仍然是利益，但是它们意味着一种长期的相互依赖，而不仅仅是随时可以拨动甚至抛弃的政治筹码。当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一阶段的时候，支撑双方关系的基础不再是“我能得到什么?”，而是“我会失去什么?”，中美关系的主题在冷战结束后实现的这一成功切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可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克林顿执政末期中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小布什上台之初又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几年以后，又成了“利益攸关方”。奥巴马上台以后，把中美关系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最近一两年，美国又在亚洲掀起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攻势。
几十年来，中美关系在“不坏不好”之间剧烈波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坏的底线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好的高点却越来越高。是什么持续的历史动力推动中美关系的空间越来越大呢?
1972年2月，尼克松在访华前夕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基辛格在谈话中预言到：美国现在要利用中国来教训俄国，但是中国人在一段历史时期以后，可能比俄国人更可怕。20年后的美国总统应该考虑如何依靠俄国打压中国。
这是基辛格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分析。他同时还说了这样的话：中国人和俄国人是不同的。“俄国人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可爱的，俄国人没有内在的安全感……中国人更相信自己……作为儒家弟子，他们真的相信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中国崛起后掌控亚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太会通过武力，而是借助文化力量进行‘颠覆’”。
回顾历史，所有推动中美关系前进的战略家，都跟基辛格一样，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但是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常常又怀有一种独特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隐秘的情感。推动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是如此，中美关系大倒退时期的总统老布什是如此，甚至包括小布什——这个青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在70年代的北京胡同中穿行的高傲“牛仔”，2008年坚持力排众议，成为第一个到国外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总统，这背后又有什么有说服力的利益诉求呢?
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中，人的情感总是被忽略。4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开展力度空前的公共外交，让美国中部的农民和洛杉矶的球迷更喜欢中国。如果我们回到40年前，当尼克松在北京发表开头提到的那段告别演讲时，下面的听众也不是每一个都正襟危坐。至少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约翰•伯纳斯多半就盯着总统的那双筷子，盘算怎样像几天前在接待宴会上一样把它们“顺走”。而实际上这时候在几乎所有美国随行人员的行囊中，都装着从酒店“顺走”的各种“小纪念品”。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力被桌上的“熊猫”香烟盒吸引，她像一个普通女性一样发出赞叹：“我太喜欢熊猫了!”旁边的周恩来敏感地听到了这句话，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这个时候，帕特再次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兴奋地转头对自己的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这时也像任何一个满足了自己妻子的男人一样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再次站起来，建议共同举杯庆祝这个“改变世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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