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工人金文福时常来到已经倒闭的大冶新冶铜矿场址前缅怀青春。
18岁毕业后，他就来到大冶矿山参加工作，经历了新冶矿及其附属的龙角山镇最风风火火的日子。金文福望着矿场前杂草丛中的“矿标”纪念碑，20年前，面临铜矿枯竭的全厂职工曾在此立碑明誓，用二次创业再现新冶辉煌。然而仅十年后，矿场关闭，小镇也从地图上消失了，尚未退休的职工被分流到了附近的铜矿。
像矿标纪念碑这样一座工业时代的“遗迹”散布全国各地。在万山，那是如溶洞般的汞矿矿洞和锈迹斑斑的矿车铁轨;在阜新，那是挖煤用的大型铁镐，镐身上还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在盘锦，那是用油漆粉刷一新、雕塑一般矗立在公司机关门前的采油机。
自2001年阜新成为第一座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直至2011年11月，中央先后确立了三批共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向其提供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评估其转型成效。迄今，只有盘锦市摘掉了“资源枯竭城市”的帽子，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在国家统计局的名单上，全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涉及总人口1.54亿，其中濒临枯竭的城市占到三分之二。而在媒体的统计中，全国资源型城市有约400座。
最后的“单位社会”
所谓“资源型城市”，主要是指那些因发现某种矿产资源而形成矿产性企业，进而由企业人员集聚而形成的城市。这些城市因矿立市，一矿一市，以单位办社会，以企业创城市，也就无一例外背负着矿兴城富、矿竭城衰的宿命。
资源型城市的格局来自于计划经济和苏联重工业城市模式。在发现矿藏后，首先在该处设立企业单位和搭建临时工房和宿舍，随后建设的是办公楼、诊所、运动场、公路等设施。在“员工离不开单位”的单位制下，员工在厂区成家，而安置家属又需要建设居民楼、幼儿园和学校，矿业单位开始了代际循环。这样，一个工业区、生活区、服务区高度捆绑的资源型城市诞生了。
资源型城市的治理模式依旧保留单位制痕迹。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对在东北接手的重工业企业进行改造，取消街道社区，建立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听命于政府的施政模式。这种模式对战争状态下的物资收集、群众动员和城市管理颇为有效，进而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主要模式。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东北地区的“典型单位制”铺展全国。在单位制下，资源型城市全城就是一个大单位，企业领导班子即成为市政领导班子。
难以为继的单位制企业，陈旧的管理方式，数以万计的职工，成城镇规模的附属设施和福利制度……在全国进入市场经济20余年后，资源型城市由于其历史原因尾大不掉，堪称“最后的单位社会”。
常年累积的工业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成为城区居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湖北大冶境内，由于过度开采累计了近60年的铜矿尾砂一直没得到处理，尾砂越积越多，尾砂库坝越建越高，乃至形成占地1200亩、高出地面10米的“悬湖”。1994年，龙角山尾砂矿溃坝，冲毁坝下整个村庄，28人死亡。据央视报道，大冶境内几无一条干净河流，两个淡水湖也终年发臭，失去养殖和蓄洪功能。
与工业污染相比，职工转移安置和社会维稳是更大的难题。
石油城市玉门在资源枯竭后迅速变为“鬼城”，全城人搬迁到新址，只留下空荡荡的学校和医院。以铜矿立市的云南东川和湖北大冶，都在关矿之后撤销或降低了相应的行政级别。在辽宁盘锦，油田学校划归地方管理后，因教职工不满待遇而爆发了全市规模的静坐运动。而阜新、抚顺、辽源、白山等东北地区重工业城市，本就已面临着90年代末国企改制时期因“下岗”、“买断”造成的数十万失业人口的压力。$nextpage$
“申枯”之争
在将阜新列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之后，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痛感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任务艰巨，又拟将盘锦、宜春等城市列入试点，上报国务院。2005年8月，温家宝专门作出批示“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贫困、失业和环境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一项重要不可忽视的任务”，要求发改委和振兴东北办领衔研究相关措施。后者代拟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后来的“国发38号”文件。2006年，国务院同意将该文件覆盖全国，以照顾那些资源枯竭程度不亚于东北的地区。2007年底，《意见》正式下发，具体工作由发改委东北振兴司来承担。
根据政策，每年有约30亿元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项目下拨给各个资源枯竭城市，用于完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为逐年减产减收的资源枯竭城市争取转型的时间。银行贷款、可持续发展准备金项目也向资源枯竭城市倾斜。
政策扶持对资源型城市是巨大的诱惑。长期研究资源型城市的专家肖金成对《南方周末》表示，目前“申枯”的这些城市主要有三种心态：取得国家支撑，拿到钱;戴上资源枯竭城市的帽子，便有了政策优惠，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
取得“枯竭”资格，公认的条件有四个：一是随着资源枯竭，产业效益下降;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产业萎缩，替代产业尚未形成;三是经济总量不足，地方财力薄弱;四是大量职工收入低于全国城市居民人均水平。这是一个宽泛的标准。故而，在实际中，地方政府的“游说”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批名单竞选激烈。同样是枯竭型城市，铜川市未能入选，白银市则因市政府善于推广引资和转型经验，杀进了首批名单。景德镇市则是在考察邻居萍乡之后，才发觉自己也完全具备申报资源枯竭城市的条件，并成功上榜。而当地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虽然枯竭，但从周边一样能以低价收购到。
国务院为了公平起见，制定了严格的资源枯竭城市界定标准，并指明全国资源型城市都将纳入这个体系中。第二批、第三批名单分别收入了32个和25个城市，对已经完成转型的城市也在评估中加以剔除。然而，三次落选的城市仍不免叹气。
“嗜矿”猛兽
戴上了“资源枯竭”帽子的城市，仿佛暂时松了松勒在颈上的绳子，大口喘息起来，开足马力生产，“好几年都顾不上转型”。
一度被誉为转型模范的阜新市，并没能像外界所说走上“发展现代农业”的大道，在获得试点资质后，开始缓过劲来，随着煤电产品价格上涨，阜新继续嗜采深层煤矿。这一战略间接导致2005年孙家湾煤矿200余人遇难的惨剧。
资源枯竭城市争取政策扶持，仍是希望在短期内渡过难关。在资源型产品市场景气的时候，矿城顾不上转型，在市场萧条之际，又很难转型。这就像大冶，高楼大厦的高度似乎总追不上尾砂坝的高度。矿区以“争取转型时间”为名，继续采掘地下千米的铜矿，投资研究从尾砂中提取资源，而却在开拓接续产业上乏术。而在资源还尚未枯竭的鄂尔多斯和大庆，煤老板和地方政府更舍不得松开这块肥肉。
资源型城市陈旧的治理模式，终于成为城市转型的掣肘。这些“单位制城市”，通常形成一套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的领导机制：资源型企业仍是局一级单位，并未脱离政府，企业的盈利即为政府的收入;政府官员主抓企业生产，企业高层也任政府要职;政企官员的定期升迁调任，让每一任官员都竭尽全力将企业的效率转变为当地的政绩。政府恋税，企业恋矿，让资源型城市一次次错失转型的机会。
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仿佛人人捧着点燃的炸弹丢给下一任，直到那个不得不“带领大家转型”的官员。而每一任官员又似乎有他自己的一套“转型理念”。2006年，新任的阜新书记便推翻了“农业救市”的思路，开始“工业年”。几年下来，阜新仍是全辽宁省最贫穷的城市。而邻居盘锦竟在“枯竭”三年多就率先摘了“帽子”。
转型歧路
2010年，发改委对第一批12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展开评估，认定盘锦市已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完成转型，可从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剔除。
盘锦的“成功”转型，得到了不同方面的解读。依据官方的总结，可以归纳为：工农业平衡发展，大力推销河蟹、稻米等本地特产，带动农业、养殖业发展;内陆和沿海平衡发展，兴建辽滨开发区和沿海小型码头工程;从石油天然气开采，转向石化、石油装备制造等接续产业;将“红海滩”、“苇荡鹤乡”等旅游区作为盘锦城市名片向外推广。
实际上，财政过度依赖油气资源收入、湿地破坏、地下水超采，这些仍是盘锦面对的重大问题，以上这些大干快上的转型方向也未必真是其成功经验。
在笔者看来，盘锦独特的成功之处在于，很早就实现了政企分离，城市一直以“企业-市政”二元体制在运转。在盘锦，作为辽河油田与盘锦市政府彼此独立，各有区划，而又交互往来;辽河油田厂区一直是比市区更为富裕的城中之城。这样，油田的效益滋补了地方市区的公共建设，当石油濒临枯竭时，市区又能很好地吸收下岗分流人口，承接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机构。在上世纪末国企改制以来，辽河油田经历数次改制和重组，不但未造成剧烈社会动荡，还成功转型成为拓展海外业务的跨国企业，避免了坐吃山空的结局。
但二元体制在资源型城市中并不普遍，其他枯竭型城市没有大型央企的支撑，也不具备盘锦的区位和市场优势。
位于西部的有色金属矿城白银市，周边缺乏市场，交通区位不便，在转型中依靠大量吸引外来投资和政策扶持，加紧转向资源产品深加工和高新技术。白银市委书记袁占亭常以他的“白银模式”为傲。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离开巨额投资，或者转型升级的速度太慢、效率太低，终究难以自持，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局。大冶、萍乡、景德镇、阜新也都是走的这样一条道路。
另一些城市则满怀浪漫情怀地开辟一项新的产业——工业遗产旅游。“汞都”万山已经将原来漆黑潮湿的矿洞开发成国家矿山博物馆，970公里的“地下长城”矿道、“地下大礼堂”、残留四壁的红紫色朱砂，让老矿工心潮澎湃，它们能否吸引充满文艺气息的年轻人呢?河南焦作则务实一些，不急于修建露天矿公园和粉刷废旧机器，而投资1亿多元修建通往青龙峡的旅游公路，云台山也在其辖区之内，这些景点都入选了联合国首批地质公园。然而，旅游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之于老矿区数万的人口，几乎微不足道。
在“完成转型”之后，盘锦等城市也在被全国各处城市化的通病所累。市中心的强拆、市周边的占用农地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着。2011年9月，盘锦因一起强拆致死案与长春等城市一同受到通报批评。
到2015年，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的中央财政扶持就要结束。白银、阜新、大冶、景德镇、焦作、万山……这些中学地理课本上熟悉的名字，正在一个个消失。它们将旧貌换新颜，还是真的消失湮灭，将首先取决于当地政府治理模式能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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