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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会:民主政治的演练场

tebiebaodao 2012-02-14 20:32:44 文/笑蜀 总第159期 放大 缩小

 

在林林总总的“两会”生态中,广东的两会多少算是个另类。看看广东媒体的现场图片报道,一群群争先恐后的记者,一堆堆簇拥着代表委员的媒体话筒,就不难想象,广东两会的新闻战该有多激烈。

广东两会总是能引爆这么激烈的新闻战,可见它确实有一些新闻价值。而广东都是市场化媒体居于主流,决定市场化媒体报道方向的,主要是市民社会的需求。所以,广东媒体围绕着广东两会展开的激烈竞争,其实反映的是广东的市民社会对广东两会一定程度的关注度。

这是今年广东两会上,两个人大代表的声音:

深圳团的省人大代表关志钢公开建议:“条件成熟时取消信访制度”。尽管“怕人们说太雷人”,他还是直言不讳,认为“现行的信访制度导向与对民众的心理暗示是弊大于利,是典型的人治重于法治,处理问题随意性太大,不利于推动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

广东两会的最后一天, 省人大代表、绿景地产董事长黄康景,提交了《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彻底取消交通收费“年票制”和撤销“次票”收费站》的建议。大声疾呼:“缴到何年何月! 谁又来监管,收的钱又花去了哪里?”

如果屏蔽两会背景和论者身份,只取其观点部分,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互联网上的微博大V在指点江山?譬如关志钢取消信访制度的主张,跟微博大V、知名学者于建嵘对信访制度一以贯之的抨击,就几乎同调。

如下一段插曲,更可见广东两会的硝烟味。

谈到反腐倡廉问题时,省人大代表钟课枝称,如果检察院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数量每年都有上升,她觉得是很黑暗的一面,希望媒体不要报道那些数字,因为,她的承受力太差了:“假如我们看到的都是今天倒了这个市委书记,明天倒了那个市长,你说多悲哀啊!我不想看到这个。”

但这遭到当时的候选省长朱小丹的反驳:“你不想看到,但不等于不存在。”朱小丹说,“我们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应该向人民隐瞒的,因为这支队伍里所有的人,都承担着人民委托给他的权力,人民有权监督这支队伍。”

朱小丹的结论是,应该实事求是,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反腐倡廉任务的艰巨性告诉群众,让群众更有力地监督政府,所以相关数字必须公开。

钟课枝还是不服气,辩解说:“但是我希望看到美好的,不希望看到阴暗面。”

朱小丹马上回应道:“你要真想看到美好的,就必须把这些脏东西放到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钟课枝的主张是否政治正确是另一回事,起码她能够在广东人代会上坦率提出。而未来的省长也能放下自己的高级领导身份,基于一个人大代表的立场与之辩论。双方都能当着媒体镜头公开他们的分歧,彼此对等交流。这一幕,在别的地方的两会上恐怕是很难见到的。

广东早已不是什么特区尤其不是什么政治特区。跟别的地方的两会一样,广东的两会,也不可避免地要相当程度上主流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形式主义。但无论如何,广东的两会,的确有它的特殊气场。

这气场首先是舆论场,即它比别的地方的两会更能贡献公共话题,更能制造焦点事件,因而更具新闻价值,更能带动舆论风暴。

譬如,今年广东两会以下议题,其开放度相信不亚于主流媒体评论版的专业时政评论:

1.省人大主任欧广源指出:执政者一般是以王道为主(2012-01-17)

2.代表批法院:案情完全相同 判决完全相反(2012-01-17)

3.代表批政府:掏钱就说为难 收钱就很积极(2012-01-14)

4.委员要联名交提案:限速再罚款就是搞创收(2012-01-14)

固然,广东的两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议院,代表委员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代议士,但无论如何,广东的两会,的确践行了议的功能。代表委员往往既敢言,而且言论质量还比较高,对社情民意,对时代脉搏,都把握得比较精准。$nextpage$

广东的两会生态之独特,不仅表现于议,也表现于一定程度的决。广东的两会之所以能多年议而不衰,就取决于它一定程度上是跟决结合的。

只议不决,两会就不过是纯粹的清谈机关,那么,它的价值可能甚至不如一家普通的媒体。因为媒体的议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不像两会那样,一年一次而已。跟决完全脱节的议,不以决为归宿或目的的议,即议而不决的议,最终必然归于泡沫化。而泡沫化无疑是对议的沉重打击,让议逐渐失去动力而走向颓败和凋敝。

广东的两会议决结合,至少表现为两个层面。

在人大层面上的结合,最经典的表现是财政预算审批监督。在这方面,广东开全国先河。跟别的地方一样,2001年以前,广东省政府每年向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也只有浅浅的一页纸。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把次年广东省政府向省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扩展到27个部门;到2007年,预算草案封面上首次去掉“秘密”二字。

去年5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更是增设预算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预算监督处,相应撤销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预算监督室。新增的预算委主要承担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监督预算执行和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方面的工作。广东省人大预算监督的专业力量至此骤然升级,显然居于全国前列。

今年广东两会,政府钱袋子问题,又是焦点议题之一。

交通厅公路收费的70亿元哪里去了?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何时公开?为何企业和机关退休人员待遇相差大?预算报告能否提前半个月给人大代表?与会代表提出了共61个问题和建议。甚至有代表建议,财政预算报告不止要提交人大代表,最好再进一步,在网上公开,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理由是,这样做“监督的效果可能更好,因为专家更多,他们看得会更加明白。”

《广州政协不再“说了白说” 重大决策必须过政治协商关》,这是2009年广东两会期间的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个标题呈现的是广东两会议决结合的另一个层面,即不仅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不是说了白说,就是作为制度设计中的清议机关的政协,也不再都是说了白说。而其政策依据,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当年公布的《政治协商规程》。

这是政协体制的重大变革尝试,最早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提出。2008年,他在一次提案办理会的讲话中,要求广东省率先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和《办理政协提案规程》。但接下来,并未全省推开。

并未全省推开的原因,主要是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广东经济形势随之突变,政改亦不得不因此收缩,仅广州先行先试。汪洋对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广州岂敢怠慢,2009年9月3日,《规程》在广州生效,宣布政治协商纳入决策进程。

据此,广州市委必须每年1月底前制定出协商计划,但凡“中共广州市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本市有关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拟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本市重大建设项目”、“关系本市民生和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等等,都被明确纳入政治协商范畴。

为了确保说了不白说,《规程》在程序上还有刚性规定:政治协商均要形成纪要或建议案;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机制,市委办公厅牵头;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内容。

广州试行不久,珠海首先跟上,随后,包括深圳、汕头、佛山在内,广东共有9个市制定了自己的《政治协商规程》。政协改革在广东显然全面铺开。受此鼓舞,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专门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要求“制订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规程”。广东两会体制开始呈现出某种北伐态势。

最困扰广东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社会矛盾。如何让农民工平等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或许是广东两会体制最需要突破的一个角度。

媒体报道,今年广东两会上,有人主张,公积金政策应覆盖农民工。理由是,农民工受到户籍、居住年限等条件限制,无法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住房公积金的保障,因而城市安“家”难,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

这无疑是一个好提案,好就好在,它代表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而这个群体,在广东多达三千万人之巨。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所推选出来的真正代言人,却是寥寥无几,也就因此,像这样的好提案在广东两会中寥寥可数。

这即意味着,三千万农民工在广东两会上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相继爆发于潮州古巷和广州新塘的群体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外来的农民工群体与土著居民的利益冲突,导致这种利益冲突的原因,正在于外来的农民工群体被排斥被歧视。

这个问题,广东当局当然是认识到了,但改变的办法,仅仅是对当地的基层干部进行培训。但是,它没有解决农民工如何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问题,因而对农民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工与土著居民的紧张关系。而让农民工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让农民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农民工能够把自己的代表委员成规模地推送到广东各级两会,让从竞选中产生的高素质的农民工代表委员来为农民工的具体利益代言。

广东早已经是移民社会。在广东打工的三千万农民工,相当多数不可能像政府设想的那样,年龄大了打不动工了就会返乡,而是拖家带口聚族而居,不打算走了。换句话说,他们事实上已经把广东当作了自己的新家乡,已经在广东常驻,而且是一代一代常住,哪是什么暂住。但针对他们的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仍然基于所谓暂住逻辑,即仍然把他们视为所谓流动人口。这种歧视性的区隔,导致了城市中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城市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引爆的城市中的城乡矛盾。

今年广东两会上有个新气象,即汪洋报告破天荒的首次只字不提GDP。汪洋甚至明确宣称,广东不打经济仗了,江苏要经济总量超广东就超吧。那么广东主要打什么仗呢?主要打社会建设仗。因为,汪洋说,广东现在受考验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矛盾。这当然很有见地。无论潮州事件、新塘事件,还是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都证明最困扰广东的确实不是经济而是社会矛盾。城市中的城乡矛盾,则是广东最严峻的社会矛盾之一。

广东两会怎样更多向广东的农民工全面开放,让农民工能平等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真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而不是一直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这,或许是广东两会体制最需要突破的一个角度。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是广东最好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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