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云南曲靖以6.83亿元价格将市中心一块土地卖给开发商深圳东方置地实业公司。曲靖获得土地纯出让收益2.4亿元，其后曲靖将2亿元收益金以财政支持的方式奖励给开发商，用于项目配套设施建设。律师指出，曲靖此举明显违反土地招标制度。)
在实际操作中，确有一些地方政府让开发商建设道路、学校等配套设施，那是基于地方财力有限下的变通做法。当地政府先降低土地出让金让开发商多赚些钱，再让开发商为公共建设多出些力。但这种操作的实施，不能脱离公开、公平的大前提。作为土地出让方，应向所有参与竞拍的开发商公布相关方案，对所有参与竞拍的开发商有效，而曲靖市的具体操作显然违背了这个基本前提。
——唐文《零利润倒贴开发商背后有怎样的谜底?》
我们的教育，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背离了让青少年健康成长、培养全体孩子成长为可以应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公民的初衷，而沦为为选拔少数会考试的“人才”而存在的功利性存在。被升学率一叶障目，种种非人性、弄虚作假的做法，都可以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那里畅行无阻，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正问题，则可以公然忽视，或者粗暴对待。
——姜泓冰《应试教育下有多少粗暴在上演》
(近日，公安部破获价值20亿元的假药巨案，而这起巨案起源于浙江金华警方在出租车上查获的一批药盒。)
我们知道，每一次“壳壳”的走俏，都是一起利益熏心的悲剧，也是一次对生命的威胁。假药、假酒、假奶粉……任何一样，对身体的伤害都难以估量，更可悲的还在于，这危害的人，不是个人，而是群体，甚至于潜在受害者，已经是你我任何一个人。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没有人能够建立自己的“世外桃源”。
——龙敏飞《每一次包装盒倒卖都是一起利益熏心的悲剧》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管委会购买了5辆“美式校车”，但让人意外的是这5辆校车并没有用来接送学生，而全是用来接送老师上下班。)
美式校车扎眼，错不在车辆本身，错在载错了人。如果上面坐的是孩子，公众和舆论不但没有质疑，而且会一片喝彩。但如今，由于教育理念的偏差，美式校车成了老师的专车，成为众矢之的，也是自己找的。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将跑偏的美式校车开回正轨，在照顾老师的同时，更要充分考虑学生及家长的需求，给他们也配备足够的美式校车，美式校车不能教师“专美”。
——郭鑫《教师独享美式校车源于权力的“责任错位”》
iPhone也许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特别是微博风靡以来，仿佛你不用iPhone上微博都不好意思。越来越多的朋友通知我他的手机号码换成186的了，iPhone与手机号码捆绑销售是潜台词。我想，若不是有商家推出的购机优惠，存话费分期返还的政策，会有多少精打细算的中国人肯花比外国人更多的代价购置iPhone4s呢?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免不了过段时间就有更潮的产品出现，跟风永远都没个头，停不下的脚步累不累?
——普嘉《在追逐苹果的路上，人们是饿死还是撑死?》
不可否认，这些经济学家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的确高于与本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而他们跟各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相对于与市场打交道可能略显得自信些。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本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基盘以及左右国际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如果不领情或不配合的话，那么缺乏市场工具和干预力量的经济学家智慧再高、中立性再强，最后也只能倒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中。
——孙立坚《危机时代经济学家作用究竟有多大》
我们必须看到，以往的电信体制改革也好，电力体制改革也罢，改革的目标仍然是打破行政垄断，旨在形成竞争格局。因此，可以说前十几年我们高喊的反垄断，针对的是限制市场准入的行政性垄断。打破行政垄断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非常必要。而且，就是到今天，这一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铁路、石油等领域，彻底打破行政垄断依然任重道远。
——萧然《人民日报：发改委首开700万罚单 为反垄断叫好》
(11月19日见报的新闻中，一北一南两条新闻可谓异曲同工。北边的是山西长治“公考状元体检被刷”，长治市纪委、监察局确认有暗箱操作;南边的新闻是深圳“造价160万转包跌至25万 天桥翻新未获验收就返修”，深圳市交委证实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最近发生的几起同类事件中，都没有追究向公众撒谎的具体责任，也就是说，擅自发布虚假政府信息、欺骗公众几乎是零成本。而媒体则不同，一旦报道有半点瑕疵，就会被咬住不放进而秋后算账。这一现实虽然可以倒逼媒体更客观严谨，但无形之中增加了舆论监督的心理压力。此消彼长，无疑变相纵容了监督对象的“及时糊弄”。
——李鸿文《“及时回应”岂能异化为“及时糊弄”》
一个部门就是政府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群人以“伪学习”“偷得浮生半日闲”，却可能导致机器运转失灵;一些部门尤其是一些窗口单位，直接面对前来办事的老百姓，却对服务对象缺乏基本的尊重。我们的一些“公家人”，看来很有必要多问几个“我是谁”、“为了谁”;而从下至上的政务评价和考核体系，也有必要真正早日建立，如是，方能让“公家人”发自内心地有所敬畏。
——徐峰《公权部门无权“学习日不办公”》
虽然我们不能奢求中国富人都主动要求多纳税，但至少应从制度设计上让富人真正成为纳税主体。比如，普通纳税者合理数额的家庭生活费用支出、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教育费用、慈善捐助、住房贷款利息、个人职业发展费用等，都可在税前扣除，以减轻低收入者负担。此外，惟有让富人认识到他们的责任，才会生出良好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
——吴睿鸫《美国富翁为何吁请“向我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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