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底，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吴云华走出天津大礼堂。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期“公务员大讲堂”培训课上，他做了题为《关于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有关问题》的报告，介绍中国古代“官德”历史。他从刘向、文天祥讲到林则徐，将古代“官德”总结为忠诚爱国、廉洁自律、勤政务实、赏罚分明等等内容。台下的学员们，即将到周邓纪念馆宣誓，成为新一批公务员。
那时，让全社会空前道德大讨论的“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压路人漠视”、“深圳公务员打骂父母”等事件还没有发生，强调道德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还没开始筹备。
育民德必先修官德
无论依据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是现代政治法则的要求，官员群体都不可避免承载更高的道德要求。按照世界各国通行准则，政治人物和公务员执掌公权力，接受民众的监督，民众不能忍受有道德污点的人上台执政;千余年来中国实行着以德选官、以德治国的官员考核制度，官员所作所为当是一方指表率;在中共的执政理念中，干部、公务员都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腐化堕落就是脱离群众。这三种传统殊途同归，让公众认为，官员或公务员的道德必须高于社会一般公众的道德水平。
因此，深圳打骂父母的公务员即便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基层公务员，却因为违背了最基本家庭美德，进而唤起了公众对历年来全国各地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记忆，而为舆论所不容。
即便个人的道德水平无法量化比较，但一遇诸如“道德滑坡”的议题，公职人员便成为被指摘的首要对象。
“育民德必先修官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文写道，“一些人‘官德不修’，或贪污腐败，或公权私用，或执法不公，或权钱、权黑勾结等，久而久之，带坏了民德民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则说的更直接，“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官方媒体定调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与此同时，各地高层官员陆续在公开场合强调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一封公开信中谈“公务员打骂父母”事件，称在社会转型期更应注重“仁义礼智信孝廉”等传统道德规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则在市委全会讲话中明确提到，“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要以党和政府的诚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要求党员干部在社会道德建设中以身作则。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甚至在全会讲话中提到“蓬安残联理事长涉嫌酒后强奸女公务员”案，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既然选择了从政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不要想歪门邪道的东西”。
官德建设成为执政党战略任务
今年10月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下发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未来五年内地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并将此定位为“战略任务”。培训不少于6学时，内容包括“道德、职业道德的含义和作用”、“公务员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四大专题以及典型案例。
实际上，这只是内地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长期任务的一个新阶段。
早在2001年，中共党刊《求是》即刊载文章《以德治国重在“官德”》。胡锦涛等领导人在上一任期之初，即重申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接续江泽民一代“以德治国”的理念，开始了新世纪执政党“官德”建设之路。
2005年，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了《公务员公共管理核心内容培训大纲》，还下发通知要求在公务员中开展突然事件应对法培训。
2011年4月，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工作会议，已经安排部署了“十二五”期间公务员的培训。
2011年7月，胡锦涛的“七一讲话”首次将官德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选贤任能的“五德”标准：“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10月，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重点放在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提出“五个坚决不用”：坚决不用政治上不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力的人，坚决不用品质不好、为政不廉的人，坚决不用群众观念淡漠、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的人，坚决不用作风不正、热衷做表面文章和搞形式主义的人，坚决不用不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严重闹不团结的人，已在领导岗位上的要撤换下来。
《左传》有云：“德，国家之基也”。官德，或称之为从政者、公职人员的道德，关乎政府信誉和执政党的形象。官员姿态反映着他是否代表人民，这就关乎执政党的合法性(群众基础)。10年来，中共在官员道德教育与肃贪反腐问题上不遗余力且一脉相承，在未来五年也将如此。但官德建设是依靠教化还是依靠硬性监督，对古代官德资源该如何吸收利用，却引发了新的争议。
一道官德考评的难题
“公务员轮训内容包括古代官德”的新闻一出，立即引来一片争论，其中三种论调最为明显。
第一种意见，肯定吸收传统官德中“廉洁”“忠孝”等价值，肯定通过培训提高公务员群体的道德素质，同时批评某些不道德官员应当为社会道德滑坡负责;
第二种意见反对吸纳古代官德作为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内容，认为决不能让“人民公仆”去学封建时代“官老爷”的东西，只要严格履行好毛泽东提倡的“为人民服务”职责就足够了;
第三种意见反对的是官德建设的方式，认为仅靠说教宣讲不会起太大作用，软性的道德靠硬性的法律来维护，用立法监督、权力制衡、制度约束的方法警示和惩戒官员(公务员)不当行为，才是治本之道。第三种意见，在官方媒体平台和都市报时评中都是主流论调。
事实上，围绕官德建设该如何进行的争论，贯穿中共官德考核工作的始终。而从去年开始直到“公务员打骂父母”事件前，地方政府试行吸收古代官德内容的考核举措，所受非议多于赞誉，皆因为这些道德考核程序已进入了官员的私人生活领域。
去年4月，四川省郫县县委组织部制定出台《郫县干部“三圈联考联评”实施办法》，其中除对干部工作和学习的考核外，还增加了对其8小时之外生活圈的考评，干部的品德表现、居家表现、邻里关系以及生活作风都成为考核内容。江苏省沭阳县对96名乡科级“一把手”年中考核时，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但是，这些包含私生活内容的考评，均遭受非议。
舆论似乎以一种颇为苛刻的眼光，看待各种官德考评的尝试——河北省魏县推行“德孝治县”，官员升迁必须首先有其父母的德孝证明，德孝有问题的官员“一票否决”，被批混淆“公德”和“私德”;今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出台江苏首部公务员道德和诚信规范，明令禁止40种不良行为，被指为“道德绑架”;江西省萍乡市2010年出台的《萍乡市选拔领导干部德行考察评价办法》，将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现“量化”评分，也被质疑“作秀”、“掺水”……
官德考评被置于两难境地。当公务员考核标准考察家庭美德邻里关系时，有人抱怨干涉私生活;而当公务员家庭暴力、包养情妇，主管部门又会被指为把关不严。至于官德范畴如何界定，标准如何拟定，考察如何执行，各省各市都还没有统一的办法。
回到开头的官德培训课程，当吴云华副局长在讲授完古代官德之后，受训公务员须在结课时提交一份至少3000字的心得，而有的人只用一个晚上就写成了。这一周的课程能对他们今后的仕途有多大影响，目前无法评估。
相比于中国文化对官员的“贤人”期待，西方公务员立法多以“人性本恶”为前提。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规范换届交接、官员任命、选举、募捐、游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2002年美国发布《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对公务员的日常道德规范以法律形式进行约束。其间，总统克林顿还因为私生活丑闻险遭弹劾。法律的强制力和无所不在的监督制衡机制，足以不让个别政客的不当行为扩散为官员群体的败坏。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称，官德建设需要“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防体系，教育脱离了其他两个措施也不可行。而官方亦从未放弃“官德”建设制度化的努力。今年3月中组部研究室调研处发表文章，已经指明建立奖惩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是官德建设制度化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建设的成效，仍依赖于内地的政策环境与体制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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