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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立信

tebiebaodao 2011-10-24 12:56:45 文/张天蔚 总第148期 放大 缩小

 

《论语》中有多处论及诚信,为人熟知的乃“民无信不立”一句,常被人拎出来单说,且大多解释为“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可以和《论语》中的另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相互印证。

但“民无信不立”的出处,其实有着另外的语境: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既然是“问政”,则所言“足食”、“足兵”、“民信”,就都是立国之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可以没兵、可以无粮,却不可以失信于民,否则国将不国。

其实在孔子那里,无论人与人之间,抑或国(政府)与民之间,信用都是第一位的。于个人而言,失信则“不知其可也”,于国而言,失信则“不立”,都是关乎生死的事情。

孔子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位留着长髯的道德先生。但论及信任话题时,其着眼点却颇为现实。《论语》的另一处说:“(为人)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虽然和《论语》中的其他结论一样,这个结论也未经论证,但“只有守信之人,才会得到他人重用”的逻辑关系还是清楚的,而这与“信用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解释,其实异曲同工。可见无论在圣人或经济学家眼里,诚实守信首先是一个现实的功利选择,然后才是道德约束。就人类发展的历史而言,所有的道德标准,几乎都可以找到最初的功利动机,而把功利动机固化、内化为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戒律,则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长时段内,降低社会交往、运行的机会成本。

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人在其所置身的群体中,建立起普遍而良好的信誉,则为他人免除了与其打交道时的“防范成本”,无论从政或经商,自然都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即所谓“信则人任焉”。同理,如果一国政府得到民众普遍信任,则其政令、国策都可能以最小的动员成本而得到民众认可,久而久之,则政通人和、海晏河清。而相反的情况,当然是政府失信于民,于是任何政策,哪怕是对公众有利的好政策,都可能招致公众的强烈质疑,以致难以实施或实施成本巨大。久而久之,则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乃至怨怒、仇恨,最终两败俱伤。

最新的例子是,郭美美炫富,撩起中国红会的灰幕一角,红会秘书长不得不数次出面艰难公关,网民们却并不买账。我看到的最极端的一条留言是:“说实话,我没看他说了什么,但我就是不信!”

如此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虽然听上去不那么讲理,其实却符合信任机制的一般规律:当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失去被信任的资格时,公众确实无需聆听其说些什么,就可以宣布“我就是不信”的。

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中,那只血手套推翻的不是辛普森有罪的事实,而是推翻了警方用以证明辛普森有罪的全套证据——在“毒果树”理论的逻辑中,一棵果树被证明结出了一只毒果子,则整棵树上的所有果子都不再被相信。据说曾有美国人感慨:“辛普森杀害妻子的鲜血连上帝都看见了,但法律没看见。”

我猜法律(法官、陪审团)其实也看见了辛普森手上的鲜血,但他们认为杜绝谎言在法庭上出现,比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正义判决更重要。一个法官对法律、法庭有这样的信仰并不意外,而12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也能以这样的逻辑进行思考、做出决定,却不能不让人感慨美国人的“信任洁癖”。

几乎与美国相反,弥漫于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何以至此,坊间也有基本的共识。

当年孔子对其“立国三要素”,只说了“民无信不立”,却不曾明言“民信”何以获得,而又何以失去。换句话说,一国(政府)何以取信于民,又何以失信于民,在孔子那里并没有正面的阐述。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立信”故事,大约要数商鞅的“徙木立信”。但搬走一根杆子就能获得50镒(近千两)黄金的夸张奖励,和其居高临下的态势,更多表达的是政府说一不二的意志,和无所不能的能力,与其说是徙木“立信”,不如说是徙木“立威”。

对于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全能政府而言,立威与立信互为因果,立威便是立信,于是才有“威信”之说。但对于建立在权利和契约基础上的现代政府而言,其信誉来自与国民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及对契约的始终不渝的遵守。强权政府只需一件夸张的“徙木”事件,就可以树立说一不二的意志和威信,契约政府却只须一桩失信事件,就可能沦为失去公众信任的“毒果树”。

实际上,近年来为了表达反腐决心,中国政府已将多达3位数的省部级高官送进监狱甚至夺其性命,若论表达意志和决心,已经不下于“徙木立信”的强度,但公众却并未因为获刑官员的官位不断升高,而建立对反腐决心的信任。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前现代式的立威手段,已经无法在已经现代化了的公众心中建立信任,公众会本能地将目光绕过戏剧化的“立信”,观察其背后的实际信用记录。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公众没有看到满意的结果。

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个仍然由权力主导的国家,政府信用成为决定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元信用”,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对一切权力、机构乃至他人的不信任。孔子所论及的立国之基与为人之本同时坍塌,国“不立”、民“不知可也”,一切都待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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