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这座表情严肃、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里，如果你发现精致的意大利路易•威登梳妆箱和璀璨的宝格丽腕表，与泛黄的末代皇帝退位诏书、杀害刘胡兰的铡刀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使用的话筒混搭地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里时，别惊讶，你没有走错，这里的确是作为国家门面而存在的国家博物馆。
只是，半个世纪过后，这里不再仅仅像中学历史教科书那样，帮前来的每个观众“温习”党史和阶级斗争的路程了。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座曾经举办过“美蒋特务大屠杀展览”的博物馆，有一天居然也会让“资本主义的毒草”登堂入室。
国博正在逐渐褪去教化色彩，改变对世界的偏见。它开始注重尊重历史真实和审美价值，包容多元的声音。而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变更的展品与作品介绍，还有其背后的视角与话语模式，它们映射出这个国家对过去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突出革命，特别是我们革命胜利了”
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而成。1958年，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在北京新建8个博物馆和展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就名列其中。按照当时领导的要求，博物馆需要在1959年“十一”前布置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基本陈列，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至少在当时，革命看上去比历史更重要，甚至在建筑风格上，都是这样定义的。据当年参与博物馆设计的清华建筑系教授王炜钰回忆，一次务虚会上，有人曾提议：“革命历史博物馆应该表现‘革命’这个重点，特别是表现我们革命胜利了这一点!”
最终，这座博物馆学习了苏联模式，辉煌、严肃但有一些冰冷。这所新建的博物馆集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建材都是从各地调最好的，在建造上也不惜成本，“本来放四根钢筋就符合标准的地方，实际放了六根”。1959年竣工后，它被评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从此以后，在这座崭新的建筑里，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以中央大厅为界，以两张面孔讲着同一个调子的故事。
而如何定义革命与历史，就不仅仅是建筑上的事了。
为了扩充馆藏，“中央政府政务院”直接向各省征集文物。“调来的都是各地方的‘尖子’，是摘的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苏东海形象地说，“像全国最大的后母戊大鼎就是从河南调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第一就是看中它的‘大’，是一个标杆的意义，艺术性是其次考虑的。”
为了“砸烂封资修”，打破王朝体系，古代史变成了古代农民战争史。尽管这个方案曾被周恩来否决，但为了压低帝王将相的气魄，展览中基本上不出现帝王将相的图像，却可以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放上一张传说中他殉难地点的照片。
当然，最需要被突出的，还不仅仅如此。新馆筹备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审查后认为，展览体现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不突出，没有批准对外开放。中央又组建了以陆定一和康生为首的新的建馆领导小组，并提出“突出红线、大事不漏、增强气势、缩短展线”的16字方针。其中，“红线”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据苏东海回忆，为了突出革命思想，有时“没有的东西做也要做一个出来”。
“你输送革命谁要呀?”
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屹立在天安门城楼斜对面的这座博物馆，展出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展品，更传递着这个时代的政治信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老国博”开始恢复了各项工作，并举办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更为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老国博”的基本陈列经过修改重设后，有人发现展览中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照片，“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赫然位列其中。这一消息很快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人们知道，刘少奇就要被平反了。
按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当时的报道，新的陈列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传统，突破了禁区，按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党史。
如何展示历史与革命，也有了调整。改革开放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老国博”可以王朝体系为主线了。而原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则变成了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内容也从以政治为主，扩大到经济、文化等层面。
自1982年起，“老国博”还辟出800平方米的展厅，引进地方博物馆的专题展览，比如与河南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河南考古新发现展”，与镇江市政府、镇江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镇江文物精华展”，并配合展出了《今日镇江》等。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在阶级斗争之外的文化形象、旅游资源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老国博”终于更像一个博物馆了。曾经只有南斯拉夫“人民英雄”铁托、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边区的西方记者斯诺等“红色之友”才能走去的国博，请来了新的外国朋友。据一位网友回忆，1988年，“西方文化热”持续高涨时，“老国博”曾搞过一次世界新闻摄影展，里面不仅有1920年代的上海人体模特，还有二战结束后在大街上拥吻的男女。只是，当人们走过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裸露的酥胸时，还是有些窘迫地低下了头。
这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已经在考虑改称谓。“革命淡化了，一般人们都知道天安门有历史博物馆，不知道有革命博物馆。一说革命博物馆还以为指的是西长安街的军事博物馆呢。”国家博物馆筹建工程专家组组长李保国这样说。
改革开放后，“老国博”开始迈出国门。“革命博物馆怎么出国啊?你输送革命谁要啊?输送革命人家害怕你。”李保国说。
“缺了100年的这一课总算补上了”
2011年，历时4年的国博扩建工程竣工，装饰一新的国家博物馆出现在世人面前。它不再“革命”，也不再“历史”，只是用更抽象的“国家”一词概括了过去的故事。
国博馆长吕章申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并不是简单的改名，也不是简单的两馆合并，而是意味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全馆上下都在努力塑造这样一个公众形象：国博已经从单一叙述历史转为艺术、历史和建筑并重的综合类博物馆。参观者可以轻松愉悦地欣赏来自全世界的文明瑰宝，而不是单纯接受教育。
“除了新馆建设之外，最值得称道的是国博展陈方式、服务观念的变化，从过去侧重历史类收藏、研究、展览，转为历史和艺术并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衡考虑，要建立的是具有国际目标和世界影响的综合性博物馆。”吕章申说。《复兴之路》、《古代中国》两大基本陈列，某种程度上是之前革博、历博陈列的延续和深化，而丰富的国际、国内交流展将是未来国博展览的重头戏。
苏东海也为国博提出的“艺术并重”叫好。“缺了100年的这一课总算补上了。博物馆是美的殿堂，它起源于美，所以现在把美的价值重新提到应有的地位，是方向性的贡献，这是回到博物馆的价值上去了。”
在他看来，要提高国家博物馆的艺术价值，需要扩充具有艺术性的展品数量。“综合原先两馆的家底来看，虽有60余万件文物，“艺术方面的东西不行，因为当时讲究的是革命史，反映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比较多，艺术品较少。”
不管怎样，这座古老的博物馆开始了新的尝试，即使这会面对外界各种的质疑。当路易•威登和宝格丽走进展厅时，有人忍不住说“这到底是国博，还是国贸?”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变化则体现了这座国家级博物馆日益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如今，在展厅里，你不会再看到“腐朽的封建帝王生活”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展示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
如今，在展厅里，你依然可以看到历史和人们开的那些玩笑。在油画《开国大典》下，有一段看起来略显冗长的介绍，而当你朗读这几十行字时，却能听到历史齿轮转动的声音：
“作品名称：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油画《开国大典》，此项重任落到了37岁的董希文身上。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第一次修改是因为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画面中第一排最右边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文革’中，因为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于1972年受命将画面中的刘少奇改为董必武，此为第二次修改。”
这幅《开国大典》悬挂在大厅正中展墙的左侧。右侧与之对称的位置悬挂着另一幅《开国大典》：“1979年，为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根据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进行修改。后来，靳尚谊因故未能修改，而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修改工作，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原稿中的刘少奇和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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