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地方报纸传统上在监督地方政府、揭露本地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的兴起，地方报纸的经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的地方报纸运作方式也有不少差异，决定这些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地方报纸的规模和发行范围。
美国地方报纸和记者，一般不需要担心批评政府的报道招来政府方面的直接压力，或被勒令撤稿。但为了维持长期稳定的信息来源，报纸也要注意维持与各方面的良好关系。
在美国，随着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报纸普遍面临着读者减少、发行量下降、资金短缺的危机，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尚且艰难度日，地方性报纸的处境就更堪忧了。由于财政紧张，很多地方报纸都减少甚至完全不做调查性报道，因为揭露问题的调查性报道，有时也称作监督性报道，是最花钱的。
一来，撰写调查性报道需要聘请比较有经验的记者，报纸也要相应地支付较高的报酬。二来，报纸往往还需要购买很多专门的软件或数据库。例如，记录着一个城市所有餐馆注册信息的数据库，或是市政府颁发的所有建筑许可的数据库。在伊利诺斯州，曾有一位州长因卷入向不合格的长途卡车司机发放执照以换取贿赂的丑闻而入狱。如果记者在调查这方面的情况，就很可能需要购买记录所有卡车司机驾驶执照信息的数据库。
除了经济原因，地方报纸也可能因为其他考虑，而不投入太多精力来撰写监督性报道。比如，避免得罪当地政府和官员。美国地方报纸和记者，一般不需要担心批评政府的报道招来政府方面的直接压力，或被勒令撤稿。但为了维持长期稳定的信息来源，报纸也要注意维持与各方面的良好关系。如果得罪了政府部门或官员，以后就不能指望他们随时提供消息。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来自外部的限制，报纸往往也会为了长远利益，在报道内容或形式上进行一些自我审查。
这种自我审查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地方报纸的大小。如果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的报纸，比如纽约市，报纸就不用太担心得罪某些具体的政府官员或部门，而到了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城，报纸的编辑、记者很可能与市长、法官、警长等主要官员都熟识，甚至是好朋友，人情关系难免会对报纸的报道有些影响。
另外，小城市里只会有一份本地报纸，很多也不是日报，而是隔几天才出一期，而在几百万人的大城市里，通常不会只有一份报纸。一旦有了竞争，报纸就会刊登更多揭露问题的调查性报道，以吸引读者。
欧洲国家的城市，人口都不多，政府运作也比较守规则和透明。地方报纸揭露的问题，往往是些“小事件”， 或有争议的政府决策，而不是重大腐败或渎职事件。
很多欧洲国家的情况都与美国类似，地方报纸总体上没有很多资金来支持调查性报道。这并不是说地方报纸不会揭露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报纸明明获知了严重问题而不去报道，但是，如果报纸有充分的资金去做监督性报道，是否就能挖出更多的问题呢?这种可能性似乎难以排除。
欧洲国家的很多城市人口都不多，政府运作也比较守规则和透明。浏览欧洲的地方报纸，平时揭露出来的问题，也往往是政府比较小的犯规而不是重大腐败或渎职事件，或仅仅是有争议的政府决策。
比如，英国利物浦的地方报纸《利物浦回声》近日报道，据目击者举报，两名警察在执勤巡逻时，一人进了一家卖自行车的商店，似乎想挑选一辆购买。期间，他的搭档在店外等候，显然没有阻止自己的同事在巡逻时办私事。警方负责人就此事向市民道歉，并通报两名警察已受到处分。
再如，曼彻斯特市的《曼彻斯特晚报》近日报道，曼彻斯特一个区的政府为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做出了新的内部规定，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在电话铃响四声之前接听电话。如果工作人员临时离开自己的办公桌，要事先请周围的同事代接电话。区政府打算记录每位工作人员超过四响才接电话的次数，以及委托同事接电话的次数，对次数较多者将在内部通报批评。这一规定引起工作人员强烈不满，有人将新规定捅给了《曼彻斯特晚报》，工会也出面反对，认为新规定过于苛刻。
媒体在发现和揭露政府问题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信息公开或信息自由法案。记者可以向政府索取很多信息，政府有法定义务，必须提供信息。通过分析相关信息，报纸就可能发现问题。
当地方报纸揭露地方政府的问题时，政府一般会如何回应呢?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直接阻挠报纸报道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政府不配合、对记者封锁消息的情况则并不少见，特别当报纸揭露的是比较重大的腐败问题时，调查的难度往往会更大。比如，政府明明握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却可能否认自己拥有这些材料，甚至可能毁灭证据。政府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也会采用拖延策略，不予答复。
在很多国家，报纸和记者在发现和揭露政府问题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信息公开或信息自由法案。报纸依据信息自由法可以向政府索取很多信息，政府有法定义务，必须提供这些信息。通过分析相关信息，报纸就可能发现问题。比如，某地方政府或政客在寻求竞选连任时，可能吹嘘地方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而记者通过向政府索要一些具体的商业活动数据，可能分析出当地经济状况实际并不理想，来戳穿政客的谎言。
虽然一些新闻最初的线索，可能来自知情人爆料，但报纸在根据这些线索展开调查时，仍然要依据信息自由法向政府索要相关信息。在信息自由法执法得到有力保障的地方，如瑞典，政府很难真正隐瞒信息。在美国，各个州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规定比较严格的州，报纸也更容易获得想要的资料。在规定比较松散，并且没有明确政府不履行职责时如何处罚的地方，报纸要迫使政府交出资料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包括要威胁提起诉讼或正式进行诉讼。
即使有了信息自由法的支持，报纸的调查也并不轻松，仍然要花钱花力。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地方报纸《亚特兰大宪章报》前执行主编Hank Klibanoff向笔者介绍，某次他依据信息自由法向政府申请公开一项信息，结果得知相关文件有一万页。政府按每页75美分的价格向他收取成本，这样，总共要花费7500美元。政府也允许申请者自带扫描仪去政府档案馆扫描文件，但扫描一万页文件要花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一些国家，现在地方电视台在追踪本地新闻事件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报纸。随着新技术的兴起，一些网络媒体在开展调查性报道上，也成为了地方报纸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地方报纸仍然是监督地方政府、揭露问题的一项关键机制，报纸也通过开通网站力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作者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为什么我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目前也确实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舆论监督在向前发展，但过程不会很顺利。
——学者：展江
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一些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常常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媒介意识的淡薄。或是躲避媒介，“杞人忧钴”、“响水逃城”等事件，暴露引导手段的缺失。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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