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中，寻找生机的异地“揭黑”格外显眼
媒体人最怕最恨的是封杀。一个事件曝光，作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方，如果媒体不识抬举，怎么幕后游说都不肯“熄火”，而自己能量足够，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撇开媒体，直接游说它的上级。哪怕只是上级中的某个人区区一通电话打过去，媒体都会马上乖乖收声。于是，记者没日没夜的奔波，编辑没日没夜的策划，还有千千万万读者的翘首相盼，这一切就全泡了汤。怎一个惨字了得。
而在四面八方的封杀之中，最常见的、最荒诞的，多数并不是来自最高层面，而来自地方，甚至来自企业。最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些财经报道的封杀，本来既不涉及国家安全，也不涉及政治正确，唯一受损的可能就是当事企业，但消费者和整个市场秩序却可能大受其益。可恰恰是这种报道，反而容易招来一纸禁令。至于到底是怎样的动力机制，或者说白了，到底是怎样的利益驱动引来那样的禁令，那就天知地知，自个儿猜去吧，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强调人民的知情权，如何强调舆论监督，包括最近中办、国办联合发布文件：《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实际上都收效甚微，没有多少人会把那些强调、那些要求当真。
任何一个公共事件的发生，媒体人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会不会有禁令?禁令会从哪儿来?禁令何时来?对付这种莫测，办法只有两个，其一是拼命跟禁令赛跑，打时间差，争取在禁令下达之前，把报道先做出来。其二是几乎完全放弃对本地负面事件，尤其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报道，将这方面的全副精力用到外地。本地哪怕已经“地动山摇”，也要不吭声，装作不知。但外地一有风吹草动，则马上凶猛冲杀过去，只要禁令没来，就尽可能死缠烂打，从针对外地的揭黑报道中挽回一些损失，闯出一线生机。
最早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是著名的南方报业集团。
通常有一种议论，说南方报业是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其实并不公平，并不符合南方报业的现状。现在的南方报业旗下各媒体，对本地负面事件报道的力度和广度，在全国的地方性媒体中，可说是无出其右。但就早期来说，南方报业确实不那么敢吃窝边草，而是借助本地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把锋芒集中指向兄弟省份。在兄弟媒体只能有规定动作不能有自选动作，本地外地负面事件一律不得介入的大背景下，这就已经算勇敢，已经是另类了。所以，南方报业才能迅速填补揭黑报道的真空，一时异军突起。
南方报业的成功，无疑令兄弟媒体极为垂涎。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中国的言论尺度逐渐拓宽，媒体的自选动作的空间，也随之水涨船高。尤其是一些必须仰仗老百姓自掏腰包养活的都市类媒体，为了抢占市场，更是竞相效法南方报业，南方报业的成功模式于是遍地开花，所谓异地舆论监督至此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本地失语，导致异地“揭黑”的媒体狂欢
异地舆论监督，作为不得已的一个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副作用，现在也越来越明显。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一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媒体顷刻间蜂拥而至，大兵团作战，地毯式轰炸，其强悍远远超出当事各方的预料。他们既毫无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毫无应对那种地毯式轰炸所需要的能力和资源。且不谈心理素质，就连起码的物质条件都往往不具备。譬如当年的邓玉娇事件，为应对外地媒体，巴东县当局动用的专项经费，达数千万之巨，而巴东是个穷县，对此显然不堪负荷。
不出事则已，不等于平时真的就没什么事，而是平时的事虽然也此起彼伏，但因为事不大，不足够轰动，没有资格进入外地媒体的视野。媒体素材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媒体资源有限，而素材无限，所以只有那些够炫，够奇，够悲，够惨的极端事件，才有进入媒体视野的概率。
而基于媒体属地管理原则，本地媒体都被按住了，心知肚明但就是无法发声。这导致一个结果，无论本地媒体还是外地媒体，事实上都几乎彻底丧失预警功能。任何代价都不敢承担，碰到任何一件事都要捂盖子，于是小事逐渐积累成大事，只要不爆发，就没人在意没人理会，谁都抱着侥幸心理，听之任之。大事逐渐发展到不可收拾，一朝爆发，就是大爆炸。一旦大爆炸，本地媒体更只能干瞪眼，外地媒体再怎么亢奋，这时其实也已经是马后炮了，惨烈的代价已经付出而且还将付出。
问题还在于，纵然外地媒体介入，但是任何一个爆炸性事件的发生，其积累总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的形成机理，而种种特殊的形成机理，无不跟当地特殊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风俗人情密切相关。这需要在当地社会的长期濡染，才有可能真正解读到位。
显然，外地媒体不可能尽到这样的职责。外地媒体的介入根本上说，不过是一场雷阵雨，来得快，来得猛，但是去的也快，关键是深入不了，只能湿湿地皮。等事情过去，外地媒体悉数退场，则媒体监督又落于真空之中，问题并没有解决，当地该干嘛还干嘛，一切都是轮回，而不过多了一场场媒体狂欢。
本地失语，外地过度，基于媒体属地管理原则设计的这种舆论监督机制，当然也有一定的舆论监督功能，但归根结底，它不属于常态的舆论监督，而往往属于畸态。也正因为畸态，往往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即媒体资源投入过大，而收益过小。最致命的缺陷，则在于它不可持续。总是只能湿湿地皮，而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公众的审丑疲劳，导致无力感、挫败感的弥漫，最终导致人心的困倦、低迷、失望乃至绝望。畸态的舆论监督这时就不免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推动进步，反而可能推动退步。这于所有媒体人而言，可说是始料未及。
如若民意直接与政府对接，异地监督将悄然退场
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总有一天要走到瓶颈。也真是凑巧，正当关头，微博拔地而起且迅速普及，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
微博时代之前，已经形成了网络舆论场。但对网络舆论场的管制，却是基本照搬传统媒体管制，导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地域性的政府官方网站跟地方性传统媒体一样沦陷，丧失舆论监督功能，舆论场大多集中于几个门户网站，及同样寥寥可数的几大BBS。这些网络舆论场除了有国家层面的严格且精确的控制，还有更为巨大且复杂的地方政府监管体系。哪怕是区区县公安局，都有权根据本地政府需要，全面监控整个网络舆论场，只要发现谁稍有冒犯，即便早已经移民外地，照样可以跨省追捕。而且，这样的闹剧也确实屡见不鲜。
互联网确实开启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时代，但传统互联网跟传统媒体一样，很大程度上属地化。理论上，互联网只有一个，但事实上，它已经被个管理机构，按属地，部门，行业切割得支离破碎。几乎每个网民，都在事实上被桎梏于一个乃至多个特定的网络碎片之中。靠这样的网络舆论场来改变媒体属地化导致的舆论失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样的舆论失衡，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改变，那就是自媒体的充分繁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地的社会发展，当地的民意诉求，当然只有当地人民最有发言权。这种发言权，却因为传统的媒体属地化管理机制，而被压制。外来和尚好念经，当地人反而没有自己的诉求渠道。如果自媒体充分繁荣，可以一人成军，就像宗教改革时代，不是靠教会、神父等中介来跟上帝交流，而是自己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那样，普通人不需要求助于当地或者外地的媒体才能够对社会发言，而是自己就可以直接对社会发言，那么，传统的属地化管理机制，不就很大程度上失效了么?$nextpage$
微博就正好属于这样经典的自媒体。它的最可贵的特性，同时也是它的最重大的突破在于，它让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话筒，直接对社会喊话，直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传统的舆论管制，是以媒体为单位，而不是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个人，这样的管制成本是无从负荷的，因而是不可行的。微博恰恰就把基本的媒体功能，赋予给了个人，从而为几乎每个人打开了一扇自媒体的天窗。
但是，是不是就容易导致微博言论的失控呢?也不是。微博不是无政府，政府对微博的管理力度，实际上一直很强大。迄今为止，微博的运行都是在安全和可控的范围内，并没有溢出政府的管理轨道。只不过，管理权更多从地方、从部门手里，即从各个山头手里，向网络管理的总机关集中了。而网络管理的总机关，显然属于国家层面。即是从条条块块、从四面八方向国家集中。即由国家来统一行使网络舆论场的监管权。这对国家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惟有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统一调度，才能保证法制统一而不被割裂，相应地，也才有一个统一的互联网而不是被切割得千疮百孔的互联网。
既不可能动摇现有秩序，又不被传统属地化管理的污泥浊水所包裹，微博就是这样另类而清新的传播介质。通过给个人赋予媒体功能这一路径，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意与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对接。有了微博之后，社会有了自己的舆论表达渠道，民意与决策一定程度的对接，也才成为可能。民意，至此才可能真正进入公共领域，影响公共进程。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工具改变时代。微博乃至一切社会化媒体，就是当下改变时代的最好的工具。在这点上，它跟印刷，跟电报电话一样神奇而伟大。它从改变传播方式入手，润物细无声地点滴但逐渐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媒体而获得话语权与知情权，让每个人都可能因拥有话语权与知情权而自强，而自信，而自尊，而可以真正一人成军，成为独立而强悍的个体。
个人成为独立而强大的个体，整个社会就容易互联网化，即互联网从虚拟世界渗透现实，把现实的社会结构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为跟互联网相似的结构，即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扁平化，每个独立而强大的个体，就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跟其他节点是对等的，直接通达的。这么一来，则不仅自下而上的纵向对接成本低多了，向左向右的横向对接成本也低多了。民意组织成本，舆论组织成本，进而，整个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成本也都极大降低。
就此来说，微博不只是网络上的言论平台，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思路乃至出路。如若真能如此，那么显然，也就再不需要所谓异地媒体监督了。有什么事就马上说什么事，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什么问题，事故和问题就不可能日积月累而至最后总爆炸，让当事各方乃至整个社会，都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异地监督典型案例
王帅案
2008年5月，河南灵宝市政府违法“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青年王帅多次举报无果后，于09年2月12日网上发帖，配以刺眼标题揭露此事。3月6日，灵宝市警察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后以“诽谤”为由，立案侦查。
4月16日，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做客人民网，坦诚公安机关在此事中，执法有错。随后，当地作出了撤案处理，并对王帅进行了国家赔偿。
谢朝平案
2010年8月19日，辞去记者工作的谢朝平，在北京石景山区鲁谷东里的家中，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带走，后被关押在陕西市临渭区看守所。
谢朝平曾自费出版的《大迁徙》一书，披露了渭南市官方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以及各种涉嫌存在的贪腐问题。
9月17日，陕西省渭南市召开新闻通气会，临渭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
2010年7月3日，福建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紫金矿业和当地政府一度瞒报事故，并行贿前去报道的记者，以求“封口”。
7月28日晚间，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副总裁、紫金山金铜矿原矿长陈家洪因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于7月2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钱云会交通肇事案
2010年12月25日，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撞死。
钱云会曾因土地纠纷问题，带领村民上访。有网民爆料，称钱云会是被“有些人故意害死的”。
27日，乐清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12.25”交通事故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市公安局表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事故，因受不明真相人员煽动，造成现场冲突，共5名民警受伤。工程车驾驶员属无证驾驶，目前已被刑拘。
调查再次引发质疑。随后，温州市委作出批示，要求查清真相，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
此案最终被定性为交通肇事案。2011年5月31日，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中涉嫌妨害公务、作伪证者，进行公开庭审，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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