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到清廷，工作人员让他跪拜皇帝，他起初坚持不跪，后来单腿跪下，要求在中国设立商行，被乾隆皇上拒绝。乾隆让马戈尔尼带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一封信，信中说，“你国王虽恳请一人居天朝，监管买卖一事，此项要求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所管地方，非常广远，凡外藩使臣来京，行止出入，均有传统规定，从来不准任行其是，怎能因你一人之请，更改天朝百余年法制。”满清和英国随后来来往往几十年，一个要进来，一个要关门，导致了鸦片战争。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即将夺取政权之前，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狠狠地羞辱了美国人一把。说美国要殖民中国，让蒋介石当炮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对这个事件的一种解释是：“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
2011年，骆家辉作为美国华裔驻华大使背着书包来了，在西雅图国际机场用减价券买咖啡被国人拍照，到了中国出差坐经济舱，引发中国网民的踊跃“围观”。在大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曾经代表亚洲人民质问过奥巴马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提问骆家辉，“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骆家辉答：“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领事馆、大使馆，包括总统内阁成员，一般规则都是坐经济舱。我代表了美国人的真实做法。”事后，芮成钢发微博说，“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此前，光明网发表相晓冬的题为“要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文章，说“骆家辉的到来，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
不妨抛开传统的对前两个历史事件的解读，并在所谓中国崛起的背景里，审视骆家辉在中国出任大使后激起的涟漪。
乾隆时代的中国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是大国和强国，大到自给自足，强到蔑视世界。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重商，靠贸易赚钱，以通商强国，既看重中国的产品，更看上中国的市场。孰料，前门被堵死，狡猾的英国人只好从后门进入，用鸦片占领中国的市场，腐蚀中国人的精神。虎门硝烟之后，英国感觉自己的“主权”被干涉，不报复不行，一仗下来，中国大败。要是乾隆和他身边的人居安思危，因英人之请“更改天朝百余年法制”，中国可能也是列强，而不去经历“被殖民”和“被阉割”的屈辱。
生在中国并一直深深爱着中国的司徒雷登，灰溜溜地离开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举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让西方世界不寒而栗。美国与中国在长达30年间，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大大延迟了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的时间。三十年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三中全会和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前后不到两个星期，难怪有人说中国要崛起，这两件事缺一不可。
与“满清没落”和“解放”两件大事相比，骆家辉到中国当大使根本就是不足挂齿的事情。大使你来我往，不过是两国之间的信使，与“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没有太大关系。有网友发微博反讽说，“美国人太‘阴险’，自己经济搞不上去，频频在崛起的中国使用公共外交‘杀手锏’：先是骆家辉背包上任，再是拜登吃面，现在是通过微博征集博友对副总统的问题。看咱们的反应，毛泽东最担心的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可能真快实现了。”也有网友说，骆家辉“就是一根香蕉，表面是黄色的，而里面却是白色的。他当大使，他对中国只会比他的前任更凶。”
亦有媒体发表社评，“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敦促“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其实，不管是作秀，还是宣传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的驻华大使，其必然是美国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这样一个“美国人”，果真就能轻易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殖民”中国的价值观?凡是有理性的中国人，大约都不会做出如此判断。倒是那些“过激”反应，显示出了不自信。
时隔218年，一些中国人似乎还没从“被殖民”的蚕茧里爬出来。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是事实;其必然产生碰撞，也是事实。中国大使可以去美国坚守中国立场、表达自己的价值理念，骆家辉也可以在中国代表美国发言。中美之间，有冲突亦有包容，一个泱泱大国就这样容易“被殖民”吗?
一些国人对美国抱有成见，认为美国“亡华之心不死”，一直在寻找一切机会，动用一切手段迟滞中国的崛起，甚至导致中国的崩溃。美国必然会维护其国家利益，可这并不代表其一定要治中国于死地而后快。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和摩擦，但双方之间的合作互利，不会因此而改变。
对“被殖民”的过分敏感，恰恰说明，软实力和价值观与经济实力不成正比，因此总是担心被西方文化腐蚀和渗透。害怕骆家辉并无限夸大他的作用，甚至攻击那些赞赏他的言行的国人，不过是经济崛起引发的傲慢，和政治文化基础不牢带来的极度不安全感综合而成的过敏和焦躁心态，是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左右的短视行为，很可能导致误判形势和决策错误。
如果总是担心自己被精神或文化或制度“殖民”，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
(作者简介：刘亚伟，美国Emory大学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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