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统计公报，CPI同比上涨6.4%。
这是中国的CPI指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第一次冲到6%以上。而且，与5月份的同一数据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跨越，上升了0.9个百分点。
老百姓对CPI的“恶化”，并不感到意外。他们已经从日常生活中领教了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5月到6月，各大城市的猪肉零售价格，忽然像奥运赛场上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出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飞涨，从每斤10多元一下子飙升至20多元。这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中得到了确认。公报指出，猪肉价格上涨57.1%，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37个百分点。
其实，不只是猪肉，在6月份CPI的构成中，各类食品、副食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升。如何有效控制物价，一个现实的难题，沉重地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
CPI“控4”基本流产
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政府工作的一个目标，是将CPI全年平均水平控制在4%。
以往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把CPI作为一个必须控制的目标，向民众作出承诺，能够看见的只有GDP。今年却破了例，GDP和CPI双双出现，这显示了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改变经济发展方向，关注民生。
事实很快证明，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承诺，低估了物价上升的严峻程度。
调控目标提出时，CPI已经到达4%，并且正在向5%的目标迈进。不过，其时物价的上涨，还没有形成全面开花的态势。因此，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普遍对实现这一目标抱有信心。但是，此时中国的商品流通市场，价格上涨因素已经生成，它左冲右突，正在寻找突破口。
3月，日本福岛发生大地震，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发生在邻国的大地震，却在中国预演了一场涨价闹剧。有关食盐供应趋于紧张、价格上升的传言，一时间引发抢购风潮。“谣盐”很快平息，民众对涨价的担忧，却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随后，由联合利华等外资企业刮起的日化产品的涨价风。一些历来由政府控制的民生产品，也加入了涨价的行列。春夏之交，国家发改委批准成品油价格上调随之引发连锁反应。连原来不为人注意的一些物资，比如中药材也开始疯涨，党参的价格，由每公斤9元涨到了90元。
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今年CPI控制在4%已经不可能，但5%的调控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面对6月份高达6.4%的CPI，民众对这种安慰人心的话，已经失去了兴趣。
发改委的管控手段失灵了
狂涨不止的物价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上半年内，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很多次都是把控制物价作为重要议题，并形成决议向下布置，要求国务院各个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严格控制物价。温家宝像一位“救火队长”，带着他的部下忙碌地奔赴各地进行调研，不断发出严控物价的指示。电视屏幕上，人们经常能看到这位眉头紧锁的总理深入田头、菜场、养猪场的汗湿身影。
国家发改委也频频出击，甚至动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手段，祭起“限价令”的法宝。早在去年11月和今年4月，发改委就曾两度要求一些大型食用油企业不得涨价，为此，还专门“约谈”了部分企业。但是，当食用油企业迫于成本压力而不得不涨价时，发改委最终也只能让步。7月上旬，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食用油零售价格已比前一周上升0.5%，涨幅扩大了0.3个百分点。
3月初，当外资企业联合利华对媒体表示，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将要对部分产品实行涨价之时，发改委以这种谈话引起社会的抢购风为由，对其进行了处罚。联合利华接受了处罚，随后就真的实施了涨价。
也许是为了给政府留下足够的面子，媒体没有就此事进行大事渲染，它却给了市场一个清晰的信号，政府管制物价的手段失灵了。正是在此之后，商品流通市场的物价开始了全面地上升，那些本来还在观望中的企业，毫不犹豫地开启了涨价之门。$nextpage$
成本上升，涨价在所难免
面对不断上升的物价，众多的专家开出了药方。矛头所指，首先是前两年中国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
2008年底，为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袭扰，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为此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大单，用以拉升当时面临下行的GDP。这种环境之下，原来一直严格控制的银行信贷出现了“井喷”，迅速流向社会，实际上超出了当时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这两年，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反而出现了快速上涨，它对推动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联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题在于，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已停止了原来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而是改为“稳健”，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从紧。到今年7月，央行已经连续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4次加息，银行信贷头寸已经普遍告紧。可偏偏是在这段时间里，物价出现了全面的升涨。可见，将物价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市场流动性过大，未免失之简单。
又有人认为，此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输入型通胀，也就是主要由境外流入的热钱推动。人民币正在上升通道上，并且仍有上升空间，因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了一个有盈利空间的“价值洼地”。
这种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前提，人民币还未成为全球自由流通货币，外资进入中国并不是随心所欲。即使有部分资金能够逃过监管，以种种变通手法进入中国，但认为它们能够左右中国的商品市场，甚至全面操纵商品价格，其想像力也未免太强了一点。
对于输入型通胀的理解，如果不局限于所谓热钱的兴风作浪，而是把目光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上，也许更能够接近事实。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的价格突破了100美元大关，金属矿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都达到10%左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世界经济持续缓慢复苏和大宗商品存在的供需缺口，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物价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的上升。这些因素不可能不影响中国，而中国政府面对这种外部因素，其管制措施难以 “药到病除”。
此外，内生性涨价因素的作用，更为关键。在一系列的价格上涨因素中，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无疑是最重要的。近年来，无论是人工成本、土地价格还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趋势都很明显。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很显然，它们作为上游产品，对于推动整个物资、商品链的价格上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涨价是由流动性过剩所推动，那么，国家确实可以通过不断收紧货币政策来达到管制物价的目的;如果涨价是由外部输入的热钱所推动，国家更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截断这种渠道。惟有成本推动型的涨价，不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加压就可以化解的。
政府逐利加剧管制失控
按理来说，在民众背负物价飞涨的压力之下，政府也应感受到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但是，财政部7月公布的上半年全国税收情况表明，2011年上半年，国家税收仍然实现了飞速上涨，同比增长29.6%。尽管财政部对此作出了种种解释，可企业经营困难、民众收入难以增长的情况下，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仍然显得十分刺目。
与国家财税保持快速增长相匹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在今年上半年内，也同样出现了爆发式增长。7月22日，甘肃省财政厅发布消息称，上半年全省大口径财政收入累计完成52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收138.78亿元，增幅达到36.38%，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收90亿元、增长52.97%。甘肃省财政厅有关人士对此评价说：“全省财政收入创历史最好水平。”与此同时，一位甘肃的媒体工作者在微博上说：“我的工资四五年来一点都没有增加!”政府和百姓的立场分野，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目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强政府”的格局。所谓“强政府”，便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且对经济运行取得了强大的支配权。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央企等与政府有直接联系的企业市场垄断权，来挤占其他市场主体的市场份额。这种“强政府”的格局，可以使政府轻而易举地实现一些能够用行政权力操控的目标。比如，2009年提出的GDP“保8”的目标，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保证它实现。但是，面对诸如物价这种必须由市场说了算的对象时，“强政府”的体制就表现得软弱无力，比如，今年提出的CPI“控4”就基本上流产了。
中国政府的高额税收保证了政府能够得到稳定的财政收入，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挤压了民众的财富增收渠道，也削弱了老百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
年初，山东省一位政协委员提出，在最为普通的馒头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税收高达17%，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所谓“馒头税”，说的是围绕着馒头从生产到销售所产生的增值税，这部分税收的存在，客观上增加了馒头的经营成本，也增加了民众的生活开支。因此，多年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减低乃至取消增值税，这对于物价的上升，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物价上涨，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现象，不过，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还有很多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说在物价上涨中的“市场因素”难以克服，必须承认其现实性，那么，对于存在其中的种种“非市场因素”，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一直在进行之中而又进展不大的政府职能转变。只要政府有勇气放弃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不再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于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就一定会回归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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