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选区的小巷里，遇到的大伯大妈都会跟我打招呼：呵，你就是独立参选人李承鹏啊?”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而且知道独立参选?”
“因为微博啊”。
“但是，难道微博真普及到了走卒贩夫都天天看的地步?”
“也不至于。他们本人或许并不上网，但家里的年轻人，或者亲朋好友中，一定有人上网看微博的。看了就会在平时的家长里短中讲出来。”
“想不到，微博的传播力这么强大啊。”
这是我跟李承鹏电话讨论独立参选时的一些对话。虽然我一直坚信，微博在传播上并不微薄，而是够威够力，但如李承鹏说的那样，微博的影响力居然会深入家庭，这却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以及我的期待。
候选人们高调在微博上宣布独立参选，引来舆论高度关注，也惊动了最高层。
独立参选在中国大陆其实并不新鲜。最早从80年代初起，最近自2003年以来，有过多次事实上的独立参选。但无论有过多少次事实上的独立参选，都无法冲淡此次独立参选的独特性和新闻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次独立参选所处的大时代的独特，即微博时代的独特，即公民运动时代的独特。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五年一度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铺开。此次换届选举将产生县(区)、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参加此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9亿多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6亿多人。按说，这不过是既定的政治礼节而已，应该是一切有条不紊，行礼如仪。但是，独立参选居然不期而至，有如平地起风雷，一时掀起不小波澜。
最早杀将出来的，是江西新余钢铁厂下岗女工刘萍。她从维权经历中感受到民意代言的重要性，远在年初，就动了独立参人大代表的念头，为此专程拜会了湖北著名的选举专家姚立法。4月7日，看到当地社区发布的选民名单预公布的榜单，她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正式宣布参选。
这马上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
5月25日，著名评论员李承鹏在微博上确认，他也决定将在其户籍地成都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作家夏商、时评人姚博、学者柳红、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丹红、江苏常州白领何鹏、浙江杭州白领徐彦等多位人士，都紧随其后，通过微博宣布将独立参选。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一时竟成风潮，蔚为壮观。
微博风暴带动了媒体风暴，最终惊动了最高层。
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一则长达3分16秒的新闻，主持人宣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某负责人就选举问题的答记者问，他一方面承认，参选人大代表是法定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又强调，“独立参选人”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合法的，公民参选必须遵循法律程序。
这种矛盾心态，在后来一系列官方媒体，和高层官员的言论中，都有明显流露。《环球时报》在其社评中基本否定了独立参选，定义为“政治对抗”，并大言不惭地代表中国社会说中国社会对此没准备好。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及多家同样有官方背景的主流媒体，甚至连当初“围剿”普世价值的《北京日报》，却都公开发表文章，力挺独立参选。
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间接回答了“怎样看待独立候选人”这个敏感问题，他的态度是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作四种不同的情况处理：第一种是有的人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要支持;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为了个人出风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俞的这个回答，既有明确立场，又给出了相应的想象空间，堪称聪明。
显然，体制内并非铁板一块，体制内尤其高层有悬念。独立参选当然并非新鲜事，但放在微博时代，尤其公民运动时代，独立参选确实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到底如何发展，方方面面会有什么影响，没有谁敢断言。不确定往往意味着最大风险，简单地一味肯定或者一味否定，都无异于赌博。这种情况下，高层态度的暧昧和复杂，也就可以理解。
正是在这种暧昧和复杂的夹缝中，民间社会，尤其是独立候选人正尽力争取最大空间。以李承鹏为例，他已经将生活重心，从原来的北京移到了自己选区所在的成都，成天忙于社情民意调查，拜访街坊邻居，全力以赴地迎接他想象中即将到来的选战。他还有一个重要议程是同政府沟通，而且，他认定必须是友善沟通。不能像《环球时报》说的那样，把独立参选搞成政治对抗，把自己做成悲剧英雄。
“要这么做很简单”，他这样在电话中告诉笔者。但他认为，这不是负责的态度。因为，自己成了英雄，却可能让独立参选本身被推到对立面，被妖魔化而终成绝路，这样的社会政治成本太高。所以，很多时候，尽管太多委屈和误解，他却不得不忍。
唯有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切入，始能从体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结合部打开一个缺口，让制度化的公民问政正常发育，而对体制造成倒逼压力，带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生长，彼此形成良性互动。
很多人支持独立参选。当时，笔者从微博言论中提炼出的一个口号，就叫做“行动成就公民，选票拆除炸弹。”
强调选票拆炸弹，是因为一个特定的背景——就在李承鹏宣布独立参选仅仅两天之后，在江西抚州，发生了钱明奇案。抚州访民钱明奇，因私房被强拆，赔偿不到位，十年上访无果，激愤之下制造连环爆炸，共造成3人死亡。
钱明奇案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风向标意义。从跳楼，到开胸验肺，再到惨烈的自焚，民众传统的抗争方式，都是以哀告为主，哀告而不可得，则不惜以自我伤害，来求取公众尤其当局重视自己的冤情。但既是哀告，则无论手段如何极端，主观上总还对体制残存幻想，不愿与体制为敌。
但是，钱明奇改写了这样的生态。他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可言，他已经不屑于哀告。他的报复对象，全部是如法院检察院一类的强力机关。一句话，他不惜用生命来单挑整个体制。$nextpage$
绝望以及被绝望点燃的仇恨与暴力正在蔓延，蚕食人们最后的一点耐心。如果只是反复加固和抬高的堤坝，来遏制不断增长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那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又一个不断扩大的危机堰塞湖。只是一味封堵，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疏导，实际上等于弃守，最终的结果是治理失败。
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最重要的是在可能的空间内，找到一个积极的方向，一个至少可以局部突破的方向，给民众以期待和希望。都知道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都知道转型的艰难，这些人们都能理解和接受;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因而最容易挫伤人心的，是走投无路，是连开一个天窗透气亦不可得。
在笔者看来，中国最严重的危机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人心的危机，即人心的萎靡与颓败。人心没有秩序，则一切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皆不可指望。重振人心，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关键的命题。而重振人心不能靠空谈，不能靠大而无当的抽象的承诺，也不能靠花哨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政治秀。要重振人心，就要切实的突破，即切中要害的实质性的突破。
在当下中国，在体制允许的空间内，唯有人大改革，始有此作用。人大是根本政治制度，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这一切皆取决于人大。做实人大，则一切皆可保障;人大沦为花瓶，则一切都要走样乃至根本颠覆。人大改革，因而是局部但却具有决定意义的改革。
此次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适逢其时，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契机。也唯有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切入，才可以在基层逐渐确立权力制衡，遏制基层黑恶化的普遍趋势;也唯有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切入，始能从体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结合部打开一个缺口，让制度化的公民问政正常发育，而对体制造成倒逼压力，带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生长，彼此形成良性互动。
独立参选，为的就是带动人大改革。选票拆炸弹之全部含义，皆在其中。
从人大改革尤其基层人大选举突破做起，哪怕只是一点点，能开头就是好事。
但是，可行么?
答案并不让人乐观。江西新余独立候选人刘萍，即便有于建嵘等意见领袖的强大声援，有媒体的密切关注，仍然遭到了地方当局的压制。稍后，在新浪拥有粉丝多达三百万之众，公认为抗风险能力相对较高的著名评论员李承鹏，也在老家成都频遭莫名压力，这压力甚至降临到他儿子的头上，以致当地一家本来决定赞助他儿子打网球的企业，不得不违心地取消赞助。独立候选人夏商最近也在新浪微博披露，他在宣布参选之后，其公司屡遭当地税务部门和其他公权部门骚扰。
如果说，在中央政府层面尚有悬念，即高层对独立参选尚持审慎态度，非简单肯定也非简单否定，而是在观察，在思考，在研究;那么，地方当局跟高层的态度则显然不一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份从容，面临独立参选的直接冲击，被挑战，被激怒，乃至对整个局面失控的强烈不自信和恐惧，于他们是第一位的感受。此时，出现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等种种失态之举，就都可以想见了。
也就因此，“人大很重要，参选有风险”就成了微博上对独立参选人的颇为流行的忠告。
这个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习惯了独大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不习惯压力尤其不习惯外部压力的体制。这种天性是不可能短期改变过来的。它对外部压力的过度反应，因此都在情理之中。这就注定了，独立参选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探险。没有相当的勇气和政治智慧，不能走这条路。只要敢于踏上这条路的，则无论将来是成还是败，都值得敬佩。
不过，一个民族的未来，并不能指望个别勇士的舍生取义。独立参选固然没有悲壮到如此地步，但其前景，确实令人牵挂。如果独立参选人都是孤军奋战，并因孤军而如堂吉诃德般归于大败，则不过证明人大改革这最后的一条路，亦非出路。这将对公众产生怎样的强烈暗示及挫伤?
现在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正被体制内一些有识之士所高度认同，如主政广东的汪洋，就把社会建设列为核心议程。而所谓社会建设，说到底是人心建设，人心即社会，无人心建设，何来社会建设?如前所述，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切入的独立参选，为挽救人心之第一工程，当然也就是社会建设之第一工程。
而人心建设或者说社会建设，就正在跟绝望与仇恨的疯长赛跑。时间已经不多，任何的延宕，任何的虚与委蛇，都只会雪上加霜，需有真刀真枪的大动作。翻译成官方语言，即是汪洋倡导解放思想时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即是《人民日报》评论最近强调的，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从人大改革尤其基层人大选举突破做起，哪怕只是一点点，能开头就是好事。然后，巩固战果，逐步扩大，这，或应为转型关键时期，朝野最低限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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