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香港史，我们发现，似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将香港的命运与祖国紧紧相系，哪怕身遭掳掠，不论和平还是战时。
中国弱，香港同受欺凌，中国强，香港同蒙其利。每一个历史时期，从中共建党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香港一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90年，香港从未缺席。
省港大罢工
1925 年 6 月至 1926 年 10 月，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 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逮捕 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死 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国内各地人民群众纷纷 奋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反帝 革命风暴的到来。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人去香港、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经过短短几天的发动，工人们纷纷表示赞成举行罢工，声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组织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由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严正的要求条件：（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等；（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对以上要求不予答复。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开始罢工，市内其他洋务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追悼上海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到6月底，省港罢工人数达25万。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为了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委员13名，苏兆征为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人为顾问。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和罢工工人纠察队。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罢工党团，作为罢工运动的领导核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1926年夏，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数千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等开赴前线，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镇守后方，为北伐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结束罢工。从 1925 年 6 月 19 日起，到 1926 年 10 月 10 日，省港罢委员会发表《宣 言》，宣布停止封锁香港、自动结束罢工，这场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省港大罢工，虽然没有给工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它的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
这次罢工，对外给了英国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急剧地向前发展，这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罢工中，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顽强的斗争，完全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锋，是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的战士，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省港大罢工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罢工中，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权性质的组织，它不但把广大的省港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对敌斗争，而且领导了广东的社会民众团体。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学习掌握政权、管理政治的尝试。这种创造性的尝试，大大丰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在罢工委员会中，还培养了大批的群众组织者、宣传员、鼓动员。这一切，都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省港大罢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罢工以前， 香港和沙面的工人是很分散的，派别多，行会习气重，很不统一。罢工期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人逐渐认识到工会统一的意义，便努力进 行工会统一的工作。1926 年 4 月 15 日，香港总工会成立了，从此香港的工会都统一在香港总工会之下。它们已不再是独立、分散、弱小的组织了。在广 东，除了强大的罢工委员会以外，广东各地，很多县都逐渐建立了地方工会的组织。1926年4 月，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罢工工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在1926年初，参加农民协会的就有 60 多万农民。
伟大的省港大罢工，不仅是五卅反帝运动的最后支柱，而且是直接促进北伐的动力，它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出不朽的光芒。
中共实施香港大营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越过深圳河，侵犯九龙半岛。18天后，英军以弹尽水绝战败，港英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十分焦急，他估计日军要变香港为殖民地，不仅是为了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而且虎视眈眈在香港散居的200多名中国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高士其等，妄图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爱国人士知名度高，原本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由于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为免遭迫害，这批人士纷纷先后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nextpage$
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要把被困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出来，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首先要设法联络所有的人士立即作转移准备。可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况且，南粤省委和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对许多人士还不认识。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十分机灵。他跑了几户认识的人士家，都是人去楼空，不知去向。他听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位大学者，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平时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遇有便宜称心的文物，就买下来收藏。他计上心来，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叫八仙紫金钵，当然这是赝品。八仙紫金钵本是朱元璋的镇库之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被迫沦为乞僧，捧着一只破瓦钵化缘度日，后来做了开国皇帝，为了不忘那段讨乞的经历，特命能工巧匠用纯金打造一只小钵子，上面塑着八仙的图像。
杨康华打扮作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了个地摊，果然，第二天上午，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来到地摊前，仔细看了一阵八仙紫金钵并问价，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瘦高个子笑着说：“这是件赝品，不过仿制得很不错，有鉴赏价值。”
根据口音和外貌特征，杨康华估计此人就是徐伯昕，轻声说：“先生，我有真品，你随我走吧。”到了僻静处，杨康华见四下无人，当他证实了徐伯昕的身份后，便拿出市委的介绍信，对徐伯昕说：“日寇的情报部门早已得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鬼子必然会对你们下毒手，必须趁敌立足未稳，迅速逃出虎口！”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啊！”
杨康华忙着安慰道：“徐先生不要惊慌，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已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定要使你们百分之百地安全地离开香港。目前最紧的是设法找到所有的人，一个不漏，这是关系到能否救出被困人士最关键的一着。因此请你马上先找一部分人，再通过这些人分头去寻找。”
徐伯昕连连点头，说：“张友渔是《华商报》主笔，凤子主持过生活书店，这两处本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通过他俩能迅速接上联系。”
杨康华以“滚雪球”的方法，很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寻找爱国人士的任务。
200多名爱国人士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迅速取得联系呢？这就必须找个联络点。可是香港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岗哨和便衣特务，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气氛森严，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这真让廖承志伤透了脑筋。他马上召集在港的有关负责人在挂着“粤华公司”招牌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研究。
南粤省委书记梁广提出：“港仔道有一幢宽大的楼房，原是日军前进司令部的驻地，大门口还贴着一张盖了朱红大印的日军通知：‘香港占领之夕，前进司令部在此，不得擅进’。这个司令部搬走时，忘记把通告撕下来。我看不如把此处作为受困人士的联络点，最危险的地方反倒安全。那些汉奸密探见通告在贴，是不敢来滋扰的。”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一致认为此计甚妙。
接着，香港几家大米行都挂出“今日无米”的牌子，许多难民拖儿带女挤在米行前吵着闹着要买米，交通阻塞，秩序混乱，这是香港市委策划的，米行老板把粮食全部转移了。日本鬼子见仓库空空，粮食紧缺，民心难安，只好下令疏散人口，赶往内地。于是，大营救的时机成熟了。
1942年1月11日下午，柳亚子父女、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凤子等年龄大体质较弱和有家小同行的近200人，陆续到联络点集合，换上东江纵队为他们筹集购买的广东人惯穿的唐装，有的背着一只小包袱，有的拎着一只旧箱子，打扮成难民模样。待到夜幕降临后，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在小巷子拐来转去，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拐入铜锣湾。
这时已是凌晨2点，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早已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潜伏在草丛里。他见第一批撤离人员已经到达，忙带领他们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内，蹑手蹑脚上了3条大木船。片刻，林平发出几声清脆的夜猫子的尖叫声，相隔几十米远的码头上，东江纵队另外几个战士把牵来的十几头水牛同时赶下河里，前头的4条水牛预先在牛角上绑了一只手电，按亮了电光。“嗵！嗵！嗵！”一阵河水声陡地响起。这天正好大雾茫茫，相隔两米远便看不清人影，早已摸清敌情的战士又赶紧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日军的巡逻艇闻声急忙驶过来，鬼子们以为有人偷渡，立刻，几挺机枪吐着一串串火舌，子弹呼啸着飞向河中的牛群。
这边，林平轻轻一声令下：“快！划到对岸去！”木船在浓重的夜雾掩护下，船工们用力撑篙划浆，飞快地向九龙红勘划去。
第一批撤离人士进入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后，紧跟着下一站的交通员，混入熙熙攘攘的难民人流中，往西北进发。
通往宝安的青山道、港湾、元朗都是敌占区，为防止与敌人遭遇，他们只有夜行晓宿。这些文弱书生们加上家小，扶老携幼，行走速度很慢，有时一小时只行三四里，那些无法避开的山口、渡口，则必须接受日军或汉奸的检查。
当他们来到宝安山口时，已是13日晚上11时。这里地势险峻，非通过岗哨不可。岗哨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队长叫黑田三郎，另外还有一个排的伪军。游击队的战士悄悄地爬上岗哨左侧的山坡，布了疑兵阵。黑田得到密探的情报，说游击队在虎形山的森林里煮饭吃，他们饿极了。黑田一听，心花怒放，连忙带领鬼子兵和伪军向山上爬去，果然见森林里有一堆火，还隐约传来碗碰碗的响声。黑田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堆射击。只见那火堆瞬间化作数十只熊熊的火把，边走边放枪，在森林里一闪一闪。打了好一阵，森林里的火光全都打灭了。黑田心想，这次游击队完蛋了，他同伪军排长带领士兵到森林里一看，立时傻了眼，森林里一具尸体也没有，原来游击队在森林里故意烧了一堆火，让战士发出碗碰碗的声音，假装在吃饭，然后把灌了煤油的楠竹筒挂在树枝上，放了一阵枪，再撤到悬崖下躲避。
游击队巧妙地调虎离山，岗哨里只留下几个伪兵，他们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知道是被虎形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香港市委早已准备在先，为受困人士全以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伪兵见无破绽，一挥手，让“难民”顺利通过。
整整跋涉了两天，第一批撤离人员终于到达了白石龙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忱接待。第二天，他们被转送惠阳，再从惠阳送往内地。
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已发布通告，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四处搜捕，却一个不见。于是警戒更加森严，层层封锁了水上陆上的交通。
这天，香港长洲岛码头停泊的“安庆”号货轮，正在装货卸货，将直达海丰马宫港。日本鬼子连货轮也不放过，码头上军警遍布，虎视眈眈；便衣暗探神出鬼没，凶神恶煞。白天，货轮卸完货，晚上10时开始装货，只见许多搬运工人在日寇的刺刀下忙忙碌碌，他们头上披着垫衣，勾着腰背，“吭唷吭唷”地喊着号子，扛着一袋袋货物，步履蹒跚，接连不断地往货舱里走。鬼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化装成搬运工，戴着眼镜的摘掉眼镜，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再没有下来，东江纵队为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和饮水。$nextpage$
“安庆”号货轮由长洲岛入海，绕过港岛南部，驶往马宫港。不料，途中遇上大风，在海上漂流了5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方才转危为安。
至此，在香港的200多名知名人士及家属近300人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也被救出。
香港新政协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香港新政协运动指的是1948年夏到1949年秋，中共中央通过香港分局及其属下的香港工委，团结、联络、引导、协调各民主党派，开展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为核心内容的，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民主运动。通过香港新政协运动而形成的北呼南应、共商国是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民主高潮的主要标志。
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活动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基地。它“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在特定时期内，人们也觉得在这里“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全面内战爆发后内地战局和政局的发展，使历来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又一次显出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截至1947年底，中共在华南的指挥中心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以及一大批精英人物，除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之外的所有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都纷纷转移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经中共香港分局鼎力相助，先后得到恢复和发展。香港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举世瞩目，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和能够影响全局的民主运动中心。
到了1948年初夏，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因军事上的大溃败而陷入全面危机。4月30日，中共中央适时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实际上是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5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29人，其中留港的就有16人，即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简玉阶、曾昭抡。同日，毛泽东随电报附上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的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函件，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
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在香港分局向有关方面转达信息，征求意见并在《华商报》等多家报刊登载“五一”口号内容及相关解释文字后，香港各民主党派反应热烈。5月3日，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首先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5月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应从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即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日，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发出通电，高度赞扬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此后直到7月，各民主党派纷纷在香港单独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响应和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为筹备新政协出谋献策，并声讨刚刚收场的南京“行宪国大”，批判第三条道路。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5月24日，民进发表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廿三条，把实现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指出，今年“五一”，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公布了二十三个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同日，民建在上海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表明态度。6月14日，民盟发表公开信表示，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必须在香港展开一场新政协运动。“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6月25日，民革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同日，民联发表宣言，指出：“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凡是坚决地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折衷‘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7月7日，救国会发表宣言，指出：“此一口号恰符合本会‘建立举国一致民主政府，完成反抗侵略肃清封建任务的一贯主张。亦只有如此，人民力量民主阵营始能更强化扩大和组织化，全面胜利始能实现。”
对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十分重视，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在5月5日信上署名的12位人士，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重申召开新政协的必要性。电文指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上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声明、宣言、公开信的发表，表明各民主党派确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在领导力量和革命方式这两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因而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具备了重要政治基础。而毛泽东的复电既是对民主党派就新政协提出的有关观点的赞同，也表示中共对民主党派接受领导的认可。可见，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和毛泽东复电发表，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史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暂时不动香港”战略
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宣布对于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腹案”，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nextpage$
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中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周恩来曾经对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客人直接讲：对于香港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解决，也得和你们谈判，我们不会采取突然行动。”
1959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其后，他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谈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
1972年10月，周恩来分别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Louis Heren）和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Thomson）时都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必考虑。……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个事。”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中国“有用”、“有利”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和严肃性。
港澳回归和“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实施
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迎风招展，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与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相向矗立。由层层石环叠砌而成的纪念碑，标注着1842年以来的时间刻度，如年轮般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发、在屈辱中崛起的不平凡经历，记录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追求国家统一与强盛的伟大奋斗历程。
一百多年前，孱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祖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澳门、台湾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一段民族耻辱和哀恸的历史由此写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这一构想首先被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经过历时两年的22轮谈判，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然而，一生曾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就离开了自己所眷恋的祖国，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他的夫人卓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带去了邓小平对香港的深情和厚爱。
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回到母亲的怀抱，香港、澳门以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身份，获得了新生。过去十余年中，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为了生动现实。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管理好香港、澳门确定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鲜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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