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四川仁寿县农民工黄彬穿着黑色皮夹克，面容整洁。凭着一手木工活儿，他目前在当地建筑工地打零工，平均每月能挣五六千元。黄彬说：“我对自己的收入挺满意，打算将来就在本地打工，不出去了。”
西部农民工在本地就业，这是很多东部企业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近来，面对新一轮“用工荒”，各地民工“争夺战”硝烟四起。
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
一家鞋厂的老板宋超告诉记者，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挖墙脚”了，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
黄彬不愿外出务工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养老的考虑。他说：“我在仁寿县买了新农保，等60岁以后，每月都有养老钱拿。要是我出去打工，就没办法继续买新农保了。我不会去外地打工。”这在当地用人企业和劳动部门听来是个好消息。
就在几年前，仁寿县劳动部门还在为帮助农民工寻找岗位而发愁，如今，却是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招人。今年春节后，四川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招商引资企业招工，纷纷聘请中介在成都火车站对出川农民工进行截留。据他们介绍，一些大型企业在招商引资时，就将“政府帮助招工”作为投资建厂的一个前置条件。
面对西部省市开展的“截流”行动，东部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入地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开展了“争夺战”，有的东部城市组织数百辆长途汽车，到中西部劳务大省“接回”农民工。
一些主管部门和专家担心，由于对“招工难”的预期增大，“农民工争夺战”日趋激烈，而本应由市场机制正常调节、配置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招工难”的压力下逐步失序。
金堂县是四川省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当地有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长年在东莞打工。为了缓解当地用工压力，今年春节前，当地相关部门组成代表团赶赴广东东莞，对这个县外出劳务人员进行慰问，并在当地媒体上刊载广告，宣传该县产业发展状况，号召本县农民工返乡务工。
“争夺战”不仅表现在东西部之间，还表现在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在金堂县采访时，鞋厂老板宋超告诉记者，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挖墙脚”了，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作为金堂县的政协委员和鞋业协会会长，他准备请县长出来调停。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提醒说，劳动力市场说到底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招工难”、“民工荒”这样的市场信号，有利于产业的重新布局和升级换代，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行为，而不应大惊小怪，甚至越俎代庖。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目前，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缩小，这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劳务输出地区农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四川籍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对今年的工资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
眉山市仁寿县是四川省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据劳动部门了解，目前，仁寿县的回乡过年农民工中，有1万多名农民工今年不愿意再到东部地区打工。仁寿县劳动局就业中心主任刘刚说：“工资是一个问题，这几年东莞的工资还比不上成都的工资，总体要低三五百块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除工资之外，“家庭”和“归属感”这些过去在农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工选择就业、乃至选择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农民工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甚至愿意放弃过去在外务工积累下的资历和高薪酬，转而留在本地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正由“经济人”回归其“社会人”的本来面目。
在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记者见到了在深圳打工12年的村民黄华。他告诉记者：“虽然在深圳一个月能赚4000多块钱，但是不能在年老的父母亲跟前尽孝，心头觉得很愧疚。长期不在家，老家房子也垮了。这次回来先把房子盖起来，好好照顾父母，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
杨龙娅两口子是四川简阳人，他们一再向记者强调“归属感”：“在东莞、深圳的电子厂打了这么多年工，也习惯了广东那边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当地人，心是飘着的。去年有了小孩，我们就决定回四川，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广东人。”$nextpage$
“要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经历了30年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了务工人员总数的半壁江山。数据显示，2010年四川省2246万务工人员中，新生代占到一半以上。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23岁的四川宜宾小伙子林涛向记者坦言从沿海回四川之后的不适应：“这里虽然工作岗位多了，但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很多企业用工都不规范，该给工人买的保险不买，有的老板还要扣押工人的身份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价值、生活质量要求更具有现代性。22岁的眉山市万胜镇农民工梁义德告诉记者：“我参加了光纤安装培训后现在在省内一个月都可以拿到1800块钱。对我来说吃饱饭不成问题，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但工作一定要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四川省社科院组织的对2500多名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乐”对自身幸福感受的影响，多数人不再认同和接受父辈们“低收入、高强度和较差工作环境”的生活。
“我的标准是每月至少2000元。有些招聘企业开出的工价很高，但是一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的活，周末还要加班。这些企业招不到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林涛说。
不具备职业技能反成企业争抢对象
仁寿县满井镇镇长贺志辉说：“现在很多东部沿海的企业来我们这招工，要求的都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普工。有技术的他们不要，因为从事的都是简单劳动。”
过去，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难以就业。然而记者发现，目前这一轮“用工荒”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低附加值的普通工种普遍存在“招工难”，不具备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反而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东部沿海企业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仍在延续，而西部地区随着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大量低端用工需求。这就造成了东、西部地区同时出现对普工的“争夺”，并且这种争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为常态。
新增劳动力减少，是普工短缺的一个原因。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庆告诉记者：“四川农村劳动力目前有3800万人，2010年转移输出2246万，劳务输出水平已属于高位运行。农村存量劳动力中，能够转移和输出的‘挖潜’空间已经很少了。而近年来，四川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仅为50万至60万之间，虽然劳动力供给总体呈增长之势，但增幅下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对于普工短缺的现状，用工企业纷纷提高了薪酬水平。位于成都市三环路边上的锦江人力资源市场，素来是四川省农民工就业的“风向标”。根据这个市场的统计，从2010年下半年到现在，由于用工缺口的持续存在，服务员、保安、保洁、普工等低技术、低知识要求的工种，其工资水平普遍有200元至300元的涨幅。
成都市金堂县是四川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比较集中的一个县，当地方兴未艾的制鞋、服装等产业，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工就地就业。金堂县就业局局长梁元惠告诉记者：“县里2010年的就业岗位比2009年增加了5000个以上，相应的外出务工人数，正以每年2000人至4000人的速度递减。今年金堂也出现了普工缺乏的现象。”
“东西部地区同时争夺低端劳动力，表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远没有完成。”郭晓鸣说，在正常年份里，企业的生产工人相对稳定，而金融危机发生后，沿海和内地相关企业先后出现“大面积裁员”;经济情况回升后，又出现了“大面积招工”。并且这种大面积裁员和招工具有突发性和规模性的特点，由于大量岗位与众多求职者之间的匹配需要一定时间，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和考验。
锦江人力资源市场主任黄洁说，这次“招工难”所凸显出来对劳动力、尤其是普通劳动力的旺盛需求是否可靠和稳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极大，一旦外部经济形式变化，这种需求就会急剧萎缩。不要忘了就在前两年我们还在担忧如何应对‘农民工返乡潮’。”
“招工难”或将长期存在
全国青联委员、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永红说，中国产业是呈梯度转移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安徽面临着用工需求的日益增多。同时，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安徽县域经济得以快速腾飞，也将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新增城乡新成长劳动力是呈下降趋势的，因此，长期性缺工或将不可避免。
据介绍，随着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日趋明显，产业结构形成用工年龄需求与劳动者年龄结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1990年，安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4岁，而2009年，平均年龄则升至37岁。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刘晓燕说，从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来看，“招工难”可能不是短期现象，或将成为长期趋势。不过，她同时指出，目前缺工仍是结构性的，而且出现的“招工难”只是局部的。在“招工难”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和城镇化带来的大龄转移人员难就业，“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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