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档 案
杨振国，艺术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系主任，鲁美学报《美苑》常务副主编，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研究艺术史论、历史文献、艺术哲学等。主要著作有《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四卷、《中国绘画》、《赵孟瞓研究》，另有论文、译著、译文多种。
背 景
作为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在历代艺术品上得到了精彩的体现。珍贵的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作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化身。而近代以来，大量珍贵文物被外国侵略者野蛮掠夺，令国人痛心疾首。“落后就要挨打”，确实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像是一粒粒的珍珠散落于世界各地，不可胜数。其中艺术珍品数以千计。忽视了这些艺术品，中华艺术史就是不完整的；遗忘这些艺术品，何谈爱国之心！早在2002年10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北京成立，旨在促成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中国。
那么，海外藏中国艺术品到底有多少？有哪些稀世宝贝？我们应该怎样使国宝回归？让我们走近专家……
167万件文物被收藏于海外博物馆，主要分布在日、美、英等国家，包括众多孤品、珍品。
记者：作为美术史研究的教授，您是如何开始从事流失海外中国艺术品调查、研究的？
杨振国：我在美术学院主要从事美术史教学和研究，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发现许多中国艺术精品，它们的收藏地在国外，于是开始调研。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现海外藏中国艺术品其门类之多、数量之巨、质量之精大大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
记者：目前，到底有多少珍贵的中国艺术品被海外收藏？这些艺术品包括哪些种类？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
杨振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统计数字：在海外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则是馆藏数量的10倍！这些文物大部分都是艺术品，品种包括青铜、陶瓷、书画、佛像、玉器、漆器、印章等，仅有案可查的绘画作品就有3万件，这些艺术品主要分布在日、美、加拿大、英、法、德、俄、瑞典等国家。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最精的海外博物馆主要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博物馆、纳尔逊－艾京斯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除博物馆外，还有大量私人收藏。
记者：哪个国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都有哪些珍贵的艺术品？
杨振国：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大，品种也最为丰富。比如，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中国艺术品就十分可观。我们熟知的传为五代时期石恪所做的 《二祖调心图》、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梁楷《李白行吟图》、李迪《红白芙蓉图》等都在该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向来以收藏中国书画而著称于世，藏品有中国艺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王维《伏生授经图》、李成和王晓《读碑窠石图》、郑思肖《墨兰图》、龚开《骏骨图》、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也有倪瓒、董其昌、石涛等大画家的作品。这些都是中国美术史课上常讲的名作。1994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中国书画展览，我去看了，心情是复杂的。中国古代有些重要画家作品大都在日本，像南宋的法常、元代的因陀罗，研究他们，主要靠日本藏品。再比如，日本有5件中国“天目”茶碗，均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这5件文物分别是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南宋时期福建建窑油滴茶碗以及东京静嘉堂文库、京都大德寺龙光院和大阪藤田美术馆各自收藏的一件建窑曜变茶碗，还有东京宫胁二郎私人藏的一件吉州窑玳瑁茶碗。这些油滴、曜变天目茶碗，不易烧制，传世稀少，在国内几乎未见收藏。
京都泉屋博古馆是收藏中国青铜器的重镇，该馆所藏青铜器精品不下数百件，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中的菁华。其所收藏的商周青铜器宰桅角、兽面纹方曩、鸱鹗卣、彪卣、父己尊、神人纹双鸟鼓、戈父乙尊、候旨鼎等以及1928年河南省洛阳金村太仓古墓出土的一套编钟，除2件藏在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外，其余12件都藏于泉屋博古馆。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宋代画院知名画家李安忠《鹌鹑灌木图》，将鹌鹑身上的羽毛一丝不苟地画出，栩栩如生，设色典雅，是宋画中特别精彩的小品。该馆收藏的佛像颇多，其中不少来自于山西天龙山石窟，许多头像能在石窟中找到它的原来的位置。我们盼望有一天，使身首离散的佛像复位，告慰苍天。另外，在日本的我国殷墟甲骨总数在1.2万片以上。
大概说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原先以日本最多，其次是英法，美国人晚了一步，但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公私收藏加快脚步，想方设法搞到中国文物，所以，后来居上，其数量之巨、品质之佳，可以和日本抗衡。
记者：那么，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品有哪些特色？主要收藏在哪些地方？
杨振国：一般地说，美国有七大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艾京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收藏以亚洲艺术品最为丰富，而亚洲艺术品中又以中国的藏品最多，共有10个中国艺术品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在古代绘画室中，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 《历代帝王图》，宋徽宗赵佶临摹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和他签押的 《五色鹦鹉图》，还有宋代擅长画墨龙的陈容的《九龙图》，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唐宋墨迹。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藏品，仅绘画就有1200余幅。弗利尔美术馆也有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是从艺术角度精选的，对于研究器物形制和纹饰有特殊价值。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也有不少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都很精美，比如一件有字的商代玉戈、有线刻纹的玉斧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宏大，所藏中国艺术品就更多了。解放前湖南省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就藏于该馆。清朝末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了20件商周酒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禁，非常稀罕难得。禁壁上有夔纹、兽纹等装饰纹样，这是首次发现的，举国轰动，被端方占为己有。端方死后，青铜禁和其他19件青铜酒器全部被美国人福开森贩运到美国，最后入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福开森是个中国通，二十多岁来到中国，在南京长期居住，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编著《历代著录画目》、《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在学术界是有影响的。
记者：您觉得流失海外的艺术品中最珍贵的是哪些？
杨振国：前面谈到的艺术品都十分珍贵。就书画而言，举世闻名的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女史箴图》，是早期人物画卷轴杰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清宫旧藏，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英军掠去，后藏于大英博物馆。顾恺之根据三国时期张华的《女史箴》，按照故事内容分段表现，并且写上箴言。鉴定家把它和山西大同北魏时期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人物画相比较，造型特点和风格基本一致，认定为顾恺之作品。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文物，一般认为是唐代摹本。从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和隋唐绘画之间的联系。顾恺之在历史上享有“三绝”之誉，也就是才绝、痴绝、画绝。大都会博物馆还有北宋画家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绢本白描，画的是道教各路神仙人物八十多人，有“画圣”吴道子的遗风。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传世真迹已很少，《五马图》是最可靠的真迹之一。画的是西域献给宋朝的五匹骏马，历代流传有绪，溥仪带出清宫，后来辗转日本，被私人收藏。这件国宝长期隐身民间，秘不示人，国人难睹真容，实在令人痛惜。盛唐画家韩干《照夜白图》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唐代画马名家有曹霸、陈闳、韩干和韦偃等人，今有作品传世的，惟独韩干。此幅画显示了韩干画马的深厚功底和风格特点。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完整的商代白陶大壶，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件完整商代白陶器物之一。商代白陶胎质洁白细腻，质地坚硬，花纹谨严，雕刻精细，纹饰尤其精美，是当时极其名贵的制品，多为商代统治阶级所享用，死后葬于墓中。到了西周，可能白陶器不再得到人们推崇，所以几近销声匿迹。现今留存下来的商代白陶完整器物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格外珍贵。
再如，西周凤纹卣1929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斗鸡台，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青铜器中极为罕见、精美的一件。其他如在法国的集美博物馆的商代晚期象尊，造型雄伟精美，可谓商周青铜器中的珍品。绝大多数国宝流失是由于外国列强的掠夺、盗取、低价骗购。
记者：我们不难想到这么多珍贵的艺术品流失到了国外，与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华、掠夺有密切关系，请您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其他的流失途径有哪些？
杨振国：我想主要有三种途径。最主要的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骗购。鸦片战争以后，国势衰弱，一次又一次的战败和列强的入侵，致使中国文物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浩劫。列强在战乱中直接掠夺，外国团体或个人非法挖掘、盗窃，低价骗购并贩运文物数以百万计。最典型的例子，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从皇家直接掠走大量宝藏，这是明抢。敦煌宝藏的流失则属于低价骗购，以至于敦煌学这一学科首先在国外兴起。类似盗挖骗购还有龙门石窟宾阳洞著名的《皇帝礼佛图》、《皇后礼佛图》，于1930年至1935年间被盗凿，由美国人普爱伦劫运出国，现分别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纳尔逊－艾京斯博物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普爱伦去洛阳游览了龙门石窟，在宾阳洞他将《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返回北平后与古玩奸商岳彬相勾结，签订秘密合同。尔后，由洛阳东关的古玩奸商马聋子出面，勾结河南偃师杨沟村的伪保长王梦林及该村土匪，持枪胁迫石匠秘密进行盗凿，将《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打成碎块，用麻袋运到保定府，粘接后盗运到美国。1952年，此罪行暴露后，当时的文化界知名人士300余人联名要求政府严惩岳彬。岳彬被判死缓，最后死在监狱里。再如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中国书画藏品，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曾任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社长的阿部房次郎。阿部房次郎从明治三十八年 (1905年)开始收藏中国书画，直至昭和初期。阿部趁中国内忧外患之机，大肆搜购中国书画。与阿部一起搜购的日本收藏家还有藤井善助、山本悌二郎等，在日本形成了以东京的山本、菊地，大阪的阿部、上野、斋藤、藤井为代表的中国书画两大收藏中心。1942年，按照阿部房次郎的遗愿，他全部藏品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
第二种途径就是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之间从古至今有着长时期的文化交流史，比如来中国学佛学的日本僧人，回国后就会带走当时一些知名僧人或艺术家的作品。南宋时经由浙江宁波出口的佛教题材绘画，现主要藏在日本，又有部分由日本流到美国。当然，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传为李公麟画的《五百罗汉图》，现藏于日本仁和寺，就是由去日本进行佛学交流的僧人带去的。再如对日本水墨画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的我国南宋僧人法常的绘画除一幅在国内，其余都在日本，是当时艺术家来往交流被带到日本的。第三种途径就是近代及现代的文物走私，大量的艺术品包括古代的、现代的，被偷运到国外牟取暴利。
记者：我们都知道敦煌莫高窟经书、壁画、绢画等国宝流失严重，可不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国宝流失的缩影？这一流失过程是怎样的？
杨振国：从上述情况看，近代流失的国宝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各个门类的流失都非常严重，敦煌文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敦煌文物是近代国宝流失的一个缩影。自斯坦因发现敦煌文物后，来自英、法、美、俄、日等国的盗取者打着考察、研究的旗号，将敦煌文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而这个过程中，又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散失。敦煌文物的流失十分令人痛心。目前已经有很多书籍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了介绍，有兴趣的可以查阅。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有2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对于敦煌艺术品的流失，不能不提到美国人华尔纳，他于1924年1月到达中国，是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领队，在敦煌直接用化学胶布剥取壁画运回美国。根据常书鸿先生的统计，1924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9件，其余至今下落不明。华尔纳盗劫的壁画，大部分是敦煌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第323窟初唐画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迎金佛图等。可以说，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强盗，是毁坏人类文化的历史罪人。
对海外中国艺术品加紧调查、研究，力争回归
记者：流失海外的艺术品，是否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了解的？
杨振国：是的，流失海外的艺术品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而且，客观地说还有一些人为的障碍。法国收藏我国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地方要数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宫内所藏全部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所掠夺的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上珍品。但该馆的藏品至今未对外正式发表，参观者亦不允许拍照，许多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俄罗斯所藏中国艺术品的情况了解的不多，比较著名的有艾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大的收藏外国艺术品的国立博物馆，俗称冬宫博物馆，该馆究竟收藏有多少中国文物，至今没有系统地整理刊布，这里有俄国外交官和历次“考察队”经年累月从中亚、敦煌、黑水城掠夺的文物，尤其是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非常完整，总数约在2210件以上，包括壁画、绢本画、纸本画、雕塑品等，近年才有学者开始研究，出版专著。可以说，我们了解并研究的海外中国艺术品数量只占少数，更多的作品我们还不了解或没有完全掌握。
记者：通过对海外中国艺术品的调查、考证，有哪些发现？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振国：许多调查、研究、考证填补了学术空白。如对流入美国的董源《溪岸图》、流入日本的《寒林重汀图》，特别是《溪岸图》，我们经考证认为是世界级的国宝。禅宗画虽不始于南宋，但在南宋最为盛行、最具有时代特色，其作品国内流传甚少，而是大量流传日本。我们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玉涧的《庐山图》和《山市晴峦图》是禅宗山水画中最突出的作品。
传世的辽代卷轴画极少，真伪与时代的争论又多。只是建国后发现大量的辽墓壁画和罕见的山水、花鸟卷轴画，还有画在棺椁上的漆画，使我们对辽画有了更多的认识。流失到美国的辽代木板漆画(棺椁画)《幸马图》、《侍卫图》是最新查找到的精品，未见国内外著录，也是建国后艺术品走私流失海外的典型事例。对清初“金陵八家”我们结合所收作品，进行综合研究，对于他们的艺术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对画家龚贤、邹喆的生卒年、生平都有新的研究成果，提出龚贤《清凉台图》册页(美国景元斋藏)是他传世的最早作品，作画时年约二十岁，这是重要发现。
1998年，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担任总主编的 《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100万字，收图2000余幅，我是主要作者之一。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海外中国艺术品的主要代表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要求归还海外中国艺术品的热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作了专访，称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近年又有《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海外中国佛教造像》等著作出版，将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推向深入。
记者：这些海外艺术品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有什么地位和价值？
杨振国：我们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重写中国艺术史”。之所以提这个口号，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海外中国艺术品数量庞大，精品乃至国宝很多，而被纳入目前的中国艺术史编撰和研究体系的作品又为数极少。二是国外有一大批学者（包括华人）研究中国艺术史，百年来他们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他们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研究成果是非常扎实、深入的，他们的研究角度、方法、概念等，我们都可以吸收。三是现实的需要，我们接触到那么多精品、佳作，国内的画家大都没见过，这些作品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启发的。史学研究要关注现实问题，这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记者：对海外艺术品流失这一现象您有什么感想？能否回归？
杨振国：有学者说，“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实，那么多艺术品的流失何尝只是叫人伤心呢，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完全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千年文明积累的国宝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猎取的目标。当时中国政府的无能、媚外，一些民众甚至官员、专家的无知，都是造成流失的原因。即使现在，少数人还有糊涂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艺术品藏在国内不如藏在国外博物馆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荒唐。谁能容忍强盗的逻辑呢？
目前，散佚在海外的艺术品回流通常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国际公约组织，按照国际法追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专门解决文物回流问题，然而这一原则虽然得到国际间基本认同，但一些收藏中国艺术品较多的国家，至今尚未在公约上签字，《公约》对这些国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条“回流路”还是有很大的制约性。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很少。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这是屈指可数的案例之一。二是通过国际友人、海外华人华侨或藏家的捐赠。美籍华人王季迁就曾表示过要有偿捐赠自己收藏的字画；而曾经在台湾举办过展览、酷爱中国佛教艺术品的美籍华人陈哲敬，便借在北京展出包括龙门石窟遗失佛头在内的16件珍品雕像的机会，以极低的价格让这批珍贵的艺术品回流中国。三是透过市场竞买。拍卖也是艺术品回流的一种途径。仅北京翰海公司2002年春拍中的2000多件拍品中就有50%是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其他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大，近年艺术品以拍卖的方式从海外回流国内呈现出了一个逐年递增的趋势。但这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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