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而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也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在近20年内人口结构开始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
在这样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20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迹。可以说，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已开始悄然笼罩中国。
人口红利面临“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拐点”。有人估计，10年之内，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和缺乏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种种形势都在向国人表示，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末尾，在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转折点，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未来增长靠什么?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以及如何理解好这个转折。那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第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城市来看，需要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需要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保护和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国家应当通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第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国家应该把1亿多农民工中的大部分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接受多少时间的培训、掌握哪方面的技能等等，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租住廉租房，让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的最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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