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众多的民系中，“客家”是汉族民系中重要的一支。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含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故而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客家人在中华民族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做出卓越贡献。客家民系渊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独具中原文化特色。近年来，理论界对客家文化的研究甚为活跃，而客家文艺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有博大精深的意蕴内涵。不少客家社团对客家先贤黄遵宪、丘逢甲、张弼士、叶挺、叶剑英等所开展的学术研讨会，所出版有关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客家文艺作家谭元亨的长篇小说《客家魂》、曹文轩的《红瓦》、毕淑敏的《红处方》、邱权政著的《中国客家民系研究》、冯秀珍著的《客家文化大观》、客家女作家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代表着客家文学的光荣与梦想、精彩与辉煌。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的《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更是一套重量级的展示客家文化、文学和艺术的丛书。“书系”的出版，无疑将引发“客家学”研究的热潮。本文所评介的《客家诗文》（杨宏海选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出版），堪称这套丛书的一个亮点。
《客家诗文》包括“古体近体诗”、“现代诗”、“古典散文”、“现代散文”和“现代小说”等5个部分，共选有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近现代以及当代的79位作家、诗人或名人的作品。这些作家、诗人或名人当中，不少都是当时文坛中“扛鼎”的角色。其中，“古体近体诗”部分选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杨万里的《过瘦牛岭》、黄遵宪的《新嫁娘诗》、丘逢甲的《阴那山行》、叶剑英的《梅》等113首诗；“现代诗”部分选编李金发的《弃妇》、野曼的《贝尔格莱德的金秋》等7首现代诗；“古典散文”部分选编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李士淳的《登五指峰记》等4篇古典散文；“现代散文”部分选编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林风眠的《我的兴趣》、程贤章和廖红球的《大亚湾的诱惑》、陈国凯的《闲话客家》等28篇文章；“现代小说”部分选编张资平的《梅岭之春》、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3篇现代小说。此外，《客家诗文》一书对所选作品作者的籍贯、生平、风格及代表作等都作了简要说明，并对所选作品的部分内容附加“注释”。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能了解到作者的客家背景，同时也能品味出作品所蕴含的“客家味”。
文学研究界有个很著名的命题：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理，只有本土的才可能是民族的。弘扬民族精神，亟需本土文化的滋润。源于黄河、中原的客家人因历史战乱迁徙至岭南一带落地生根。历史上一次次的迁徙垦拓，凝结成薪火相传的客家精神。世界上的客家人多达一亿之众，分布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源出黄河，情系中原”乃客家人的不变情结，“追根溯源，凝聚中华”是客家人传统文化心理。捧读此书，可以让我们触摸到客家民系的历史文脉，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不仅有助于振兴中华文化，丰富岭南文萃，弘扬民族精神，且有利于搭建起世界各地客家人心灵沟通的桥梁。《客家诗文》一书博洽群籍、纵考古今、慧眼选萃而成客家文人文学作品精选，它填补了客家学的空白。唐代张九龄，其诗一扫六朝淫糜习气，对唐诗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杨万里、文天祥，前者所作意象万千，为“南宋四大诗家”之一，后者所作风骨凛然，表现了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元明期间，客家文人表现虽不甚突出，但亦有李士淳为明代散文大家；到了清代，客家文人创作高潮迭起，清初有“宁都三魏”、“易堂九子”等，乾嘉年间有宋湘、李绣子、黄香铁等，清末则有丁日昌、何如璋、黄遵宪、丘逢甲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尤其是黄遵宪，成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首倡中国古体近体诗歌变革的一位杰出诗人。现当代以来，客家文人更是群星灿烂，张资平、李金发、钟敬文、陈国凯、程贤章等均在中国文坛上具有相当的地位。文天祥是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但多数读者恐怕并不知道文天祥是客家人，也未曾觉察他的诗文可能有“客家味”。此次特地把他被囚禁在元大都时写的并不太知名的《过梅州》收录进《客家诗文》，把几百年前梅州的场景展现给读者。有些诗文过去我们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从来未想过和“客家”有何关联，如今又在《客家诗文》中读到，很自然就从“客家”的角度重新打量这些作品。
如朱德元帅的《回忆我的母亲》在中学课本中就熟读过的，一般都是被其中那种母爱、孝心与“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等所感动。现在从这本诗文集中重新来读，对客家妇女特有的“行为模式”与心境感受，也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读解。《客家诗文》在选取作品时对描绘客家风土人情的作品略加偏重。如是，人们在阅读客家人的创作时，除了解作者客家背景外，还能发现作品中含有的“客家文化”因子。比如郭沫若的许多名作该书都没有选收，而特别选收《赠梅县地区专署》和《赠丰顺县委》两篇，这两篇虽非作者的代表作，但与兴梅地区风土人情密切关联，如“健妇把犁”、“山歌入夜”等的描写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客家味，而“文物由来第一流”则是对梅州文化积淀的赞许。从“客家”的角度来读，“重新发现”的愉悦油然而生。客家人“尚文”，大概昔日像吉卜赛人那样流离迁徙的客家人，只有藉着文学或军事成就，才能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自古以来，在文坛总可见到许多客家人活跃的身影。一部文学史如无客家才子，一定大为逊色。
深圳是广东主要的客家地区之一，原深圳的客家人占据当地人口的很大比例，与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文化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客家人历来尊重教育，崇尚文化。在客家人心目中，只有读书的秀才，方可拥有像“月光光”那么美的妻子。而不读书之人，则像“癞蛤蟆”一样是绝难讨到老婆的。这种理念于今仍未过时。客家人重视文化传承，保护淳朴民风民俗。这对于保护和传承优秀民俗文化是值得嘉许的。深圳“新移民”与客家老移民在精神特征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迁徙岭南、筚路蓝缕、落地生根”。故而大批离开故土南下创业者都喜欢自称为“新客家”。“新客家”称谓沿用了客家特有的精神内核，又涵盖现代人的追求，既赋予客家传统文化以现实意义，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具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一类崭新群体的名词标识。客家人素有重血缘、爱家乡的传统，即使客游万里，都不忘祖先、不忘家乡。客家人怀旧不保守，力倡与时俱进、追求创新。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李金发率先引进法国“象征派诗”、林风眠融会东西绘画技法独创一体……他们在不断创新的同时，坚持弘扬优良文化传统，这些对“新客家”人颇具启迪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此次与梅州、广州合作，首开省内跨地区学术界联合之先河，不仅有助于加强深圳本土文化研究，促进深圳与内地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还为广东文化大省及深圳文化立市添加一块坚实的基石，其意义非同小可，应予重视。
《客家诗文》在编纂内容上力求雅俗共赏又有所创新。它从不同的维度立体地烘托出整个客家诗文的框架，成为以文艺形式介绍客家的范本和颇具特色的乡土教材，给读者以诸多启迪。它将很多著名诗人和作家放在同一框架中，引领读者至一个独特视阈，使之在阅读中发现颇具民族气节的“客家文化”因子，进而生发出一份“重新发现”的欣喜。《客家诗文》是迄今以来客家文人文学作品的首家选本。所选作品以祖国大陆地区各时期重要的客家文人影响较大的作品为主，对描绘客家风土人情作品有所侧重，古今较知名的客家籍作家、诗人及名人大都在书中“闪亮登场”，端的是“群英荟萃写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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