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热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刚刚答完一份民意调查问卷的北京某大学学生王丽说,“都是一些知名的调查机构，内容主要涉及一些民生问题。我愿意配合这样的调查。”这是王丽今天答完的第二份问卷。不远处，还有不少人也在访问员指导下回答问卷。
各类民调机构蓬勃发展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平和公正的追问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立法、政府决策、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升迁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调查程序。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逐渐认知并参与到这项社会活动中。
目前，中国各类民意调查机构从无到有，逐渐壮大。除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外，媒体、高校科研机构、外资以及中国国内民营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亮相，并活跃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据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33447家，并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以此推算，2008年有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单位约4.2万家。
“政府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
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分析了这番蓬勃景象后面的社会背景，“现代化使得政府决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而非简单的经验，民意调查能让决策者客观地获得关于决策事项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在此基础上，畅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决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出正确决策。这是汇聚民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民意调查机构的兴起，还有着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意，同时民众也希望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认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个体极端行为时有发生，这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体现，而预警机制的缺失又往往使这些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情民意调查对中国各级党委政府而言，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说，“过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诉民众一个结果，或怎么执行政策。但是目前，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联网加速了与政府有关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来走向，以便于政府可以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包括建立预警体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民调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几何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调查机构正是一个科学、系统地把民意传递给政府的重要渠道。”一位专业人士接受采访时说，“一方面是民众不满足仅靠媒体、人民代表表达诉求，还希望继续拓宽诉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开明了，愿意听到民意民声，使决策有更多民意基础。这两方面力量结合，推动了民意调查的产生。”
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定，民意调查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黄小勇认为,“不重视民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某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事务是专业性技术性事务，认为决策类似于在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真解，无须考虑民意。然而，被决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终总要参与进来，并往往形成对决策的抵制和反对。”
黄小勇举例说，近几年发生的厦门PX化工项目的流产、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暂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搁浅，都是典型事例。他呼吁，决策者应抛弃对决策事务的传统工程技术观念，而应将决策事务看作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必须听取和重视民意。
当然，“不排除一些决策者因为民意调查结果与部门意图之间的冲突而罔顾民意，只有民意调查结果获得广泛的公共舆论支持，在社会压力之下才会对决策形成重大影响。”黄小勇说。
但大势所趋的是，“在民意型决策时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要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有没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最后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充分综合各方利益,听取民意才能让公共决策效率得以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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