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深圳有“心脏”，那它可能就是雄踞在国贸大厦第53层楼上的旋转餐厅。正是在这座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的摩天大楼顶端，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时至今日，这颗“心脏”早已被其他标志物所取代。今天，它可能是秉承“市民共享”理念设计而成的市民中心，那里有没有围墙的市政府，有10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也可能是坐落在福田区田面村的“设计之都”，那里的一面墙上醒目地书写着“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经济特区建立30年后，这个曾经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闻名全国的城市，早已不再满足于在经济发展上领先全国，更立志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新。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说，在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建设上，深圳将走在全国前列。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却是我们的主场”
“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当年国贸大厦在深圳的地位。作为当时国内最高的摩天大楼，它象征着深圳创造的无数个“第一”：发行中国第一张股票，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第一次以公开形式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
这其中，也包括第一个引进物业管理模式的住宅小区和第一个业主委员会。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陈文博士长期以来关注深圳公民社会的发展。
他认为，正是对私产的捍卫推动了深圳人公民意识的觉醒。
被誉为“第一个中国房产消费者”的邹家健便是其中之一。这个来自四川的男人，1998年便在深圳购置房产，当时，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人们还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起初，邹家健因小区电梯等问题与开发商展开交涉，后来更带领业主们投票表决，炒掉了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司。
类似的事情在深圳并不少见。在深圳最大的社区宝安西乡桃源居，业主们成立了专门的业主维权网站。2004年，深圳市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业主维权手册》，被称为“业主维权第一书”。
陈文分析说，深圳有这样一批“现代公民的意见领袖”，他们不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基础和教育背景，更重要的是还有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诉求。
比如邹家健，这位维权斗士已经从关注自身的、个别的、区域的利益向关注公共利益转变。2003年，他曾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自荐参加深圳市福田区人大换届选举。他表示如果能够当选，将代表百姓参政议政，为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作出努力。
还有呙中校。这个曾经的证券公司分析员，曾署名“我为伊狂”在网上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上万字的文章引来当时的深圳市长的关注，与这位小职员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也因为这篇网文，呙中校结识了一批“深圳主义者”。他们相聚在一个叫“因特虎”的网站上，表示要网罗深圳故事、剖析深圳现实、交流深圳感悟，并发出这样的“真情告白”：“关注深圳、研究深圳。”另一个名叫“深圳主义者”的网站干脆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口号：“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却是我们的主场。”
五万平方米的社会组织孵化场
如果说这些热心公益、关注社会的公民的出现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的话，那么秩序化和法制化的社会组织，无疑是其基础和核心。经历了十多年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公民行动的实践过程，深圳市民开始通过社会组织有效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了。
在深圳市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意见，可以通过一个名叫“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社团组织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这个2005年成立的机构，迄今已解决200多件民生问题。
被称为“因特虎三剑客”之一的老亨也成立了一个社会组织，名叫“深圳社会组织总会”。当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他不再只是在网上写写文章或是发发牢骚，而是以社会组织总会的名义，向深圳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建议，其中囊括行业调研、统计数据、战略规划等等，获得广泛认可。
2009年，深圳市政府拿出4.8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孵化社会组织。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职能部门将取消、调整和转移284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将其全部转移给相关社会组织。
“公开是最好的监督，透明是最真诚的回应，新闻媒体是阳光政府最坚定的守望者。”深圳市纪委首任新闻发言人裴蕾说。深圳市探索出了“行政首长负责制”、“新闻发布问责制”等政府新闻发布的创新举措。
从2008年起，深圳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这3种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而在过去，社团组织必须先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导致诸多因社会需求产生的草根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而沦为“非法”。
深圳市盐田区从1998年开始，把社区居委会还原成“民主推选、为民服务”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居委会岗位严格按照一人一票进行直选。
“非营利组织”成长壮大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消息，以经济总量和企业利润迅猛增长为标志的特区深圳眼下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推动“非营利组织”成长壮大，从而使它们成为能够承接当地政府职能的运营主体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深圳经济特区非营利组织条例》已列入当地人大立法计划，并正在进行前期调研;《深圳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施方案》也会很快出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如果说前30年特区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效率优先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从现在开始特区的主要使命就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体系”。
他说：“这意味着大量公共服务要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这样政府才能站在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监管和服务。”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深圳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主体和需求日益多元化。但许多本应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职能仍然被控制在政府部门手里，民间力量的发展“一度举步维艰”。
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光明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说，在2007年决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为深圳当地60万名“流动儿童“提供校外辅导服务，他一度奔走于各个行政部门之间，却不得其门而入，难以找到负责的“主管单位”。
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深圳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但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缺失使得化解矛盾的空间大幅压缩。一些专家认为，今年位于深圳的外资企业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12起年轻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在频发的跳楼事件背后，是很多来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处于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情感方面、心理方面、组织体系都得不到满足的客观事实。”曾赴富士康调研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他说：“虽然富士康事件具有特殊性，但这的确说明了深圳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建设有不足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如何平衡‘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均衡发展，应当成为深圳未来变革的重中之重。”
一些迹象显示，目前深圳正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而一些举措显示，改革是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努力。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公营机构由于体制上存在天然缺陷，在满足公共社会需求方面基本上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的体制。
他说：“在未来，政府应该更多向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培育、鼓励成熟的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重任。”
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深圳地方政府已经取消、调整和转移284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此外，深圳还出台意见，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解决了困扰社会组织找不到“主管单位”的问题，同时积极为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扶持。
2009年，为难以找到“主管单位”而苦恼两年的李光明终于拿到了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立的证书。2010年，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拿到深圳市福彩公益金的50万元的资助，一年的运营费用全部得到解决。
权威人士表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针对社会公众的需要，深圳市政府会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一样孵化、培训有潜力的社会组织。在政府和社会的通力合作下，深圳市的社会组织数量明显增减。2002年，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1468家;2010年6月，这个数据已经增长到3862家。这些社会组织覆盖了工商经济、科学研究、社会事业、慈善等各个领域。
“三十而立”，破解“成长的烦恼”
“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说，“我们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时候，必然要求各种权利的实现。”
2008年，“公民社会”被写进深圳市政府的工作报告。2009年12月1日，新任深圳市长王荣在深圳新闻网论坛上发出题为《我们一起当市长》的帖子，欢迎网友就深圳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发表真知灼见。今年深圳“两会”期间，一个名叫“公众力”的民间团队甚至向政府提供了一份民间版本的政府工作报告，调查了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建议，并获邀与王荣进行座谈。
“罗湖社区家园网”是深圳市罗湖区政府为辖区百姓创办的开放式网络平台。2007年，深圳市规划局公布《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草案》，其中提出福田中心区为深圳的城市中心之一。罗湖居民在“罗湖社区家园网”上纷纷表达对罗湖将被边缘化的担忧。舆论热议促使规划局一位副局长出面澄清：“我们不会，也不想边缘化深圳任何一个地区。”最终，这部规划的正式文稿，将“福田中心区”的提法改为“福田—罗湖中心区”。
“30岁”的深圳，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率先突破1万美元，2009年GDP总值高达8200亿元。但王荣坦言，“三十而立”的深圳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除了自身所面临的土地和发展空间的制约外，作为经济特区原有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正逐步丧失，与内地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深圳要突破平庸和迷惘思想的包围，开拓现代化公民社会的新境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的这番话，或许能够破解深圳的烦恼。
一位名叫黄建海的深圳市民也表达了同样的期许。在一封写给“2040的深圳”的信里，他表示希望那时人们可以看到如下景象：“在市民中心的广场上，不时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在基层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勇敢地站出来对工作报告提出质疑;所有工作、生活、打拼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不再有身份的歧视，大家统称为公民;媒体接到最多的报料不再是人们不幸的遭遇，而是公民自觉地对政府行为的公开监督;人们不再仇富，绝对弱势群体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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