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被认为是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标志。中国由此推开了一扇与世界沟通的“窗口”，并走了一条令全世界和中国自己都惊讶不已的发展道路。如今30年过去了，开放在中国全境展开，经济特区的“窗口”作用明显弱化。不过世界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关注并没有降低，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几乎同样多，人们也在问：经济特区会成为中国新的“试验田”吗?
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就，香港《亚洲时报》以深圳为例报道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名单并不长，而且大多数城市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东京、纽约等。但是如果问在这些大城市中，有哪一个城市在30年前还只有两万人，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深圳。自从30年前被设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后，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济火车头”。1980年以来，深圳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0%，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城市。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说，30 年前的小渔村是偷渡者的乐园，如今它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样板。深圳以其历史性的变迁，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韩国《朝鲜日报》评论称，改革开放让13亿中国人摆脱了饥饿，这个数字相当于美洲大陆和整个欧洲的人口。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人口30年间增长了460 倍。发生变化的不仅是人口，中国特有的拖沓作风在深圳消失了。深圳世界贸易中心曾创造出3天1层楼的奇迹，以至于当时诞生了新词语——“深圳速度”。
《亚洲时报》称，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也给深圳的城市风景带来了令人敬畏的变化，无数的办公大楼、宾馆、商业中心拔地而起……深圳反映出中国正在经历的根本变化，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模式，而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模式中最闪亮的一环。首先，如果政府没有较强的控制力，带有“实验”色彩的经济特区不可能建立起来，全社会也无法容忍在经济政策上的“短期不公平”。其次，中国把经济的可分割性运用到极致，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不尽相同的经济政策，这对其他国家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起“时空走廊”，虽然这个时空走廊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解决了中国“船大难调头” 的问题，特区成了中国发展的冲锋舟。
世界通过经济特区看中国
一个封闭多年的大国突然对外推开几扇窗，其吸引力可想而知。当然，外界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欣喜，也有疑惑。
早在经济特区还处在筹划价段的1979年11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题为“中国实行特区制，经济有了生气” 报道。文章说，深圳被北京中央政府指定为特区之一，那里正在变成一个充满生气的新天地……在新的工业贸易特区，设立了7个加工产业区和6个旅游设施，大量吸收华侨资本和旅游者的钱，正成为现代化经济的典范。”
美国《商业周刊》1982年1月11日题为“中国，经济特区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评论说，刚生效的一批地方法规，将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得到史无先例的权利。自共产党人1949年掌权以来，外国人在中国第一次有权签订长期土地租约，有权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外国人办的工厂甚至娱乐场，在不久前还是乡村农田的地方耸立起来。
外界对中国能否成功也一直存在疑虑。美联社1984年9月报道说，美国国会对中国为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制定的新政策进行了“友好而又慎重的审视”。理查德·尹教授在众议院美国对华贸易特别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问：“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是能行得通吗?”该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艾尔·斯威夫特说：“这些经济刺激措施吸引了许多投资者，但是显然没有几个美国公司参加。”
中国经济特区最终的成功让外界的疑虑悄无声息地散去。《亚洲时报》在总结经济特区成功的原因时说，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开放。允许外国资本参与中国的发展明显使经济特区充满活力，在很多方面，中国事实上比日本还要开放。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深圳的实力来源于它的企业家，他们从中国各地蜂拥而至，这里出现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公司。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学习的榜样，但香港现在发现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深圳学习。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的研究员保罗· 罗宾逊表示，如今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能有如此高的地位，都是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得来的，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
印度、日本都学中国特区模式
经济特区这一“中国式奇迹”也成为印度、菲律宾甚至日本等多个国家研究、学习的对象。2005年，印度正式颁布“经济特区法”，并从2006年开始建立数百个经济特区。美国《商业周刊》就此报道说，在中国经济特区取得巨大成功25年后，印度突然醒来。“印度在这场比赛中落后了?不用担心，印度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有 5个经济特区，印度打算建设的经济特区有267个!”印度总理辛格说，建设经济特区已成为印度的国策，“这是印度赶超中国的最后一班车，印度不能再错过。”
与中国的经济特区不同，印度经济特区的规模都比较小，很多经济特区占地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而且相关政策从一开始就因征收农民土地纠纷、采取“扭曲性激励政策”等问题而备受争议。目前，印度已累计批准了576个经济特区建设提案，投入使用的经济特区有114个。不过印度经济特区的效果并不理想。摩根斯坦利此前一份研究报告表示，印度办经济特区的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规模太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选择的地点没有竞争力;跟国内市场结合不紧密;劳工法令过于严厉等等。印度《亚洲时代报》表示，印度的经济特区只是通过扭曲性的激励措施而非实力来吸引投资，这可能延误真正的改革。批评人士认为，印度和中国国情不同，时代也不同，不能简单照搬中国的经验。
在日本，已故著名经济评论家鲛岛敬治曾用多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特区。他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围绕着体制改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许多改革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特区的改革首先局限在区域内进行，成功则推向全国，不成功则损失很小。这种做法对日本也有启示。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要学习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做法，在国会推动通过了《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在特定地区推行符合当地特点的改革。到2003年5月，日本政府认定的结构改革特区有117个。今年3月，日本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提出日本应设立“超级特区”，在旅游和税制等方面实行“一国多制”，发挥各地优势。日本的“经济特区”叫嚷得比较热闹，但真正见效的则很少。
特区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伴随着经济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代，特区的特色和优势似乎不再那么明显。2002年，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作者写道：“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这点破了许多人对于特区如何突破发展瓶颈的焦虑。
新加坡《联合早报》后来评论说，近年来，中国经济特区的优势在弱化，创新动力不足。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较多考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浦东、天津滨海等新区。如不进行重大变革，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美国《时代》杂志称，特区的经济奇迹也有其局限性。近几年来，深圳街头犯罪增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数百万中国人过去到中国南方的工厂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能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工作，深圳也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了。由于房价飞涨、较高的电费、水和电力短缺以及更加严格的环保规定使得深圳成为中国开办工厂最为昂贵的地方之一，一些工厂开始向中国内地迁移。特区如何发展，需要创新。
除了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如何在其他改革方面有所突破，也是摆在特区面前的一个挑战。《纽约时报》在2008年底报道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强国。但是中国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时代，从政治上说，中国的改革家们希望在某些方面推进政治改革，抑制官员腐败，缓和社会矛盾。现在的中国，比起 30年前，是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地方。很多改变来自于普通民众对社会空间不断增加的要求。该报道还说，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象征中国的改革年代，那就是深圳。2008年早些时候，深圳的官员似乎是希望这个城市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锋，他们发布了一项改革方案，旨在提倡地方选举和法院判决更大的自由度。不过这些方案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在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关于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印度教徒报》称，温总理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挪威最大报纸《世界之路》评论说，今天中国的特区就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受教育等方面而言，已经与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特区在成为经济实验室后，具备了成为政治实验室的条件，特别是比邻香港的广东。不过把特区作为政治实验室，对中央政府的考验更大，因为与经济相比，政治的可分割空间要小得多。
瑞典学者鲍威尔说，当年专家说的“船大难调头”这一特点今天在中国依然存在，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特区继续存在的意义。而且中国各地依然发展不平衡，特区不应该停止探索。
站在深圳市中心区的高楼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条蜿蜒的深圳河，南岸的香港山清水秀，一派农村风光;而北岸的深圳，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上了房子，密密麻麻，没有空隙。
这一景象贴切地映照出深圳的现实：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深圳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粗放的发展方式几乎消耗了所有的土地资源。
这与香港形成了鲜明对比，香港土地面积只有深圳的一半，2009年深圳GDP是8200亿元，而香港GDP是14000亿元。
据统计，30年间深圳年均GDP增长率达到25.8%，但土地资源紧缺、人口超过1400万、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可以说，随着各种问题的凸显，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率先遭遇到发展的“天花板困境”。
想要用消耗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成果，深圳唯有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加工制造业的比重，发展更多的高新科技产业。最近，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宣布，将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扩大生产规模，而将深圳的厂区转型为研发中心，此举就暗合了深圳的这种转变趋势。
在过去30年里，深圳的一大成就是培育了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他们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特区的壮大。据统计，华为去年的销售收入达1491亿元，是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电信设备商，成为深圳一张耀眼的名片。
而现在，面临“天花板困境”的深圳，要做的是寻求并培育更多的高科技、高成长型的企业。今年2月，深圳对外公布了一项庞大的发展规划，倾力打造生物、新能源、互联网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到2015年将这三大产业的规模达到6500亿元，超过预计地区生产总值1.5万亿元的40%。
深圳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列入这一规划，这是一家从事干细胞研究的企业。因为看准了干细胞治疗的广阔前景，医学博士胡祥在2005年创立了深圳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过短短5年的发展，北科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干细胞疗法中心，他们和超过20家内地医院合作开展“细胞康复门诊”，在印度、日本等国也有合作的医疗机构。
“干细胞治疗是中国领先世界的一次机会，北科生物的目标就是打造干细胞领域的默克、辉瑞。”担任北科生物董事长的胡祥说，一旦干细胞技术走向成熟，将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
“深圳需要更有竞争力、更先进的产业来支撑可持续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尤为迫切。”深圳市长许勤表示，深圳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支持三大产业迅速形成规模。
“特区今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其他地区明天遇到的问题。”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作为中国最早开放和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和改革经验曾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学习样本，未来深圳还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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