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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兴“草根金融”农村经济改革再突破

tebiebaodao 2010-12-10 18:11:04 (编辑整理/王沫楠) 总第079期 放大 缩小

翻开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沿革的时间表,其中不乏大起大落的热闹事件。

 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商业银行全面退出县级城市,2007年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比三年前锐减9811个。2006年底,中国银监会放宽了金融机构农村准入政策。去年底,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设立了五家村镇银行和两家信贷有限责任公司,全国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迅速发展到107家。面对外资银行在农村地区的“燎原之势”,中资大银行也重新“下乡”。

从土地到金融,农民创业再突破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就是为农民发挥创业精神、释放创业潜能找到了土地这个载体。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使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农民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之后,拥有了更多的剩余时间、剩余劳力,积累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剩余资金,开启了“离土不离乡”的创业之路,由此衍生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河山的宏图伟业,使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发生历史性转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退出县及县以下地区,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不良资产比例较高等问题愈发突出,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严重退化,“非农化”、“城市化”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致使全国约4.5万家乡村两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停业关门、摘牌收印、一律停办。由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深陷生而不长、存而不活、逐步退化的尴尬境地,资金成为农村最稀缺的资源,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民创业的死结。据统计,目前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组织,8000多个乡镇只有一个金融组织,全国农户贷款覆盖率还不到10%。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金融为王”的新时代,在货币强力左右资源重组的现实中,农民的创业精神、创业潜能找不到释放载体和施展平台,只能左冲右突、四处盲动,进而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农村金融由冷转热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近年来,随着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建立,各个方面对“三农”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广大农村日益成为一个相当诱人的金融服务潜在市场。曾经一度遭受冷落的农村金融服务开始火热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家银行纷纷撤点裁员,收缩农村战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低迷。然而近几年,传统涉农金融机构开始强化农村金融业务,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金融机构,避开已经过度竞争的“红海”市场,把注意力投向极具增长潜力的农村“蓝海”市场,国内资本投资农村金融市场的热情也逐步高涨。除了中资银行,外资银行也争先恐后进入农村市场。汇丰银行湖北随州村镇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外资村镇银行。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农村的投入是重点之一。国家采取的机电下乡、对汽车购买补贴等政策也带动起农村市场的活跃。不仅如此,随着“三农”和县域经济的发展自然衍生出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仅农村城镇化一项就有着巨大的市场,权威部门预计,未来10年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在1.53万亿元到4.41万亿元,其中贷款需求在4000亿元到1.1万亿元之间,贷款领域主要集中在通信设施、道路、自来水、住宅、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必然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有利于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这也为商业银行拓展信贷、贸易融资、电子银行、银行卡等对公对私金融业务,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空间。未来农村市场一定是经济增长的亮点。同样,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服务也大有可为。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地区,农村金融目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这也反过来表明,农村金融市场远未饱和,市场空间极其广阔。

应着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

实践证明,哪里的农村本土金融发育充分,哪里就有大发展。温州民间金融非常活跃,“地下资本”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左右,近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自民间金融。可以断言,没有温州的民间融资就没有温州模式的诞生,就没有温州这么多大大小小老板的出现,就没有今天温州经济的繁荣活跃。印度农村基层各类金融服务组织有16万多家,农户借贷覆盖率达97.1%,因此带来印度农业的三次革命大获成功,一跃由“饥饿之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孟加拉人尤努斯创办了举世闻名的“穷人银行”,自1976年开业以来,已为数百万穷人累计提供贷款50亿美元,并针对贫困人群逐步开展了保险、电信、教育基金、房屋建设等各项业务。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商业电视节目《晚间商业报道》与沃尔顿商学院联合在全球评选“过去25年中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尤努斯是唯一入选的亚洲企业家,评选机构说“他打造的孟加拉经验在58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p#副标题#e#

相比之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被一风吹的砍掉之后,在发育本土金融方面普遍遭遇“体制性迟钝”,原因有三:一是监管部门不敢干,二是官办银行不愿干,三是基层干部不想干。发育金融运作复杂、进程缓慢、润物无声,远不像大包干那样简便易行、立竿见影、一包就灵,调动积极性、培养人才、显现成效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为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为满足农民资金融通需求、激发民间创业潜能营造了宽广的制度空间。各级政府及其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农村中正在发育的各类“草根金融”组织是农民像家庭承包经营制一样的又一伟大创举。虽在服务的范围、对象、作用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是农民按照自愿、平等、互助、民办、民管、民用的原则组建起来的,与一般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有着本质区别。应进一步放宽金融制度对其发展的约束,充分赋予农民创新的合法性,给予农民足够的创新空间,担负起农民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真正从引导、鼓励、保护、支持的角度出发,“政策上放开、资金上扶持”,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

 

观点:专家呼吁:应给予农村金融机构更多税收优惠

面对当前农村金融的由冷转热以及实际操作中面对的种种阻碍,有专家学者及农村金融机构相关人士表示,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农村金融机构更多优惠政策并不断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此外,需采取措施使小额贷款公司在转制村镇银行后可持续发挥服务三农的经营优势。

给予更多优惠政策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介绍,截至2009年3月初,全国已有村镇银行97家,实现有效贷款40多亿元,其中支持农户和农民的贷款占到60%以上。盈利方面,目前已有50%以上的村镇银行盈利。作为新型农村机构的主力军,村镇银行被寄予厚望,未来村镇银行的发展空间很大。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希望能出台农村金融的普惠税收政策:无论哪类金融机构,只要把新增可用资金的70%用于县域及县域以下的涉农贷款,就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优惠税率可因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央行也应对这些机构给予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支持的差别优惠。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部总经理庄乾志认为,村镇银行可考虑让当地民营企业当大股东。目前村镇银行的设立对大股东的限制范围窄,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且规定持股比例不能低于20%。在村镇银行的发展中,允许当地民企当大股东,可以解决大型金融机构规模不经济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民营企业利益机制到位,而且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还有相关专业人士认为,应允许村镇银行以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可允许这类机构适当上浮贷款利率,由于大部分涉农贷款具有周转性强、期限短性质,适当调高利率既不会给贷款人造成很大负担,也可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调动放贷机构的积极性。

不断改进农村金融服务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指出,“三农”发展已经对农村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对此我国金融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加快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必须始终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和财务可持续的原则。金融服务“三农”和支持农村扶贫开发,要着眼于发展,保证贷款放得出,收得回;要着力于服务,在贷款定价与流程管理上要突出便农惠农。

央行与银监会2008年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今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央行、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和林业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业务重点,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试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苏皖两省以及全国许多县域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探索出多种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如“龙头企业+农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银行(信用社)+保险+农户”、“担保公司+农户”、“订单+农户”和“农户联保”等,这些农村金融产品,深受“三农”欢迎,效果良好。

刘士余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压力。两省及有关市(县)政府要进一步增加农户小额贷款、扶贫开发贷款、农业龙头企业贷款的贴息与风险补偿;进一步完善“三农”贷款体系、增强担保能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p#副标题#e#

处理好小贷公司转制问题

不久前,银监会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对此,有专家与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认为,目前转制在现实操作中可能存在以下弊病:

首先,转制后,小贷公司“小而快”的经营优势丧失。按照目前规定,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应至少有一家金融机构,且持股在20%以上。而实际上,目前村镇银行的银行股东持股几乎都超过了50%。因此,改制后的小额贷款公司中,非金融机构股东将失去话语权。受目前银行体制的限制,贷款发放的基本条件又会转移到抵押品上,小贷公司经营上“小而快”的优势难以发挥。

此外,转制后,“资金回流农村”的老问题形成新一轮现实矛盾。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贷款发放对象应侧重于“涉农”。但转制后,贷款客户将不可避免向上和向大集中,与小贷公司服务三农的初衷相悖。

对此,内蒙古金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秀认为,可研究更改现行转制条件。按照保护现有所有权原则,首先应确定股权设置结构,股权设置应以原有股东为主,选择的银行股份占比达到20%左右为宜,但不能作为最大控股股东。这样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转制后村镇银行信贷资金可有力地服务于农村市场;二是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上,可培养出除农村信用社以外的又一支服务三农的生力军。

其次,转制村镇银行后,所设定的条件应突出小贷公司的经营优势。可研究制定贷款发放的单笔单户额度不得超过2%;贷款发放的范围应限定于涉农;以联保、公务员担保、及落实还款资金来源为主,抵押为辅;缩短放贷时间等等。

 

评 论:农村金融:相对于机构而言,更缺的是机制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村镇银行试点、送金融服务下乡……面对金融支农的新“载体”屡屡见诸报端,浙江一位老农村金融人很是困惑,他说:相对于机构而言,我们现在更缺的仍然是机制。

这位老人是浙江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他说,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中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吃不到、吃不饱、吃不起”这“三不”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创新扶持方式。

新“载体”渐多,“老”问题不见少

2009年初,浙江省永嘉县恒升村镇银行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会议。作为温州市首家获批组建的村镇银行,恒升村镇银行吸引了21家温州民营企业共同参股。

村镇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中的“新生儿”,其定位主要是丰富银行体系结构,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针对性更强的金融服务。跟村镇银行差不多时间推出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是丰富我国金融体系的又一项试验。到2009年2月底,浙江省已开业营运的小额贷款试点公司44家,注册资本总额61.4亿元,放贷余额46.6亿元。

作为一家以“小额贷款”命名的贷款机构,杭州市萧山区萧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每天打交道的主要是农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微小企业主。董事长吴永虎说,春节前资金需求火爆,一天最多可以接到10多笔贷款申请,现在每天接两到三笔贷款申请,多数是50万元以下的。

朱范予说,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问题,出台了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诸多政策。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现在农村金融新“载体”是越来越多了,但一些“老”问题却没有减少。

“吃不到”、“吃不饱”与“吃不起”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不平衡性以及农村金融自身的局限性,一些农村的农户、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村生产组织对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感到供应不足,不能满足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分别存在“吃不到、吃不饱、吃不起”的现象,朱范予说。

“吃不到”是当前一些农村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指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面严重不足,而且还有缩小的趋势。前两年,随着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系统近4000个信用服务站被撤销,过去“乡乡有信用社、村村有信用站”的金融服务局面已成为历史。据初步统计,现全省1211个乡(镇)中有173个乡(镇)存在农村金融服务网点空白现象,占全省乡(镇)的13.29%,更不要说众多远离乡(镇)的行政村、自然村了。

浙江省的信用服务站从1953年诞生至今,对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2006年6月末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辖属共有信用服务站3696家,相当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营网点总数的93.4%。前两年,有关方面考虑到服务站存在着人员素质偏低、不利于信用社管理等问题,决定从进一步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控建设的角度出发撤销信用服务站。现在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用社对“三农”的扶持力度。#p#副标题#e#

“吃不饱”现象在不同的地区表现有所不同。在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快,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量增长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不应求;在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受地域经济和金融机构小、金融资源缺乏的因素制约,农村中小企业嗷嗷待哺;同时,在浙江农村市场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是目前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产品过于单一,服务手段过于传统,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吃不起”也是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难题。由于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普遍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的现实问题,使得农村金融利率高,农户和不少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另外,由于金融机构制度等方面的约束,农村金融贷款周期、额度要求与农业生产周期不相匹配,农户难以适应金融机构的“要求”。

扶持农村金融需要创新思维与扶持方式

朱范予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不”难题,关键还在于现有金融服务与监管的机制创新没跟上,要解决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中出现的这些难题,需要创新思维与政策扶持方式。

首先是财税政策。由于农村区域广,农产品收成情况受天气影响大,“三农”贷款存在着管理成本高、贷后保障难、效益低等问题,为稳定服务农户的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建议规定涉农贷款及相关金融服务享受免税政策,同时将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机构的所得税划为地方税,以增强地方政府扶持地方农村金融机构的力度。

其次是金融政策。建议对县及县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固定(或优惠)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提高县及县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例,以适当提高小法人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放。同时应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种类和力度,以进一步分散相关涉农贷款的风险。

三是监管政策。监管部门应结合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制定既符合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要求,又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不同层面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的监管标准和要求。如在经济相对发达、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考虑重建“信用服务站”,以解决广大农村金融服务的“广覆盖”问题。

 

新 闻 链 接:中国村镇银行盈利的启示:农村不乏金融“富矿”

不久前中国农业银行同时收到两家村镇银行骄人的业绩报告:截至2009年6月末,内蒙古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实现利润44万元;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开业不满一年,总资产增长1.5倍,利息收回率、到期贷款收回率均达到100%。

然而,去年8月,当农行重返农村,与当地企业法人共同设立这两家村镇银行时,行内有人直言:村镇银行开业赚不赚钱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今年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曾披露,到去年底,村镇银行已有91家,相当数量的小型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突破了盈亏平衡点,开始赚钱。

事实胜于雄辩:服务三农与盈利不矛盾,村镇银行能赚钱,农民信用经得起考验。

有一种误解,认为穷地方农民没有抵押物,根本没法搞金融。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以及今天中国遍地开花的村镇银行则昭示,越是贫困地区,越是穷人,越可能迫切地用合法经营改变命运,也越懂得信誉的可贵。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从北京读完大学回乡创业的刘雪华是个人见人夸的能干娃。去年,雪华建起了经棚镇牧野生态农牧基地,专门养殖野猪。经过半年多经营,经济效益日渐显现。周边农户看到养野猪有赚头,就成立了农牧民联合商会。

为扩大经营规模,雪华代表商会四处寻求贷款。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在细致考察了野猪肉市场需求后,向22户有养殖经验、信誉良好的会员农户发放联保贷款44万元。

“农牧民不缺想法、不缺力气,就是缺启动资金。村镇银行是农民自己的银行,借了钱就要讲信用,回了本一准先把贷款还清!”对于还本付息,野猪专业户们自信满满。

农民的信用并非只是良好的愿望,而是有一些创新的模式作保障。

上世纪末,基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收入低风险大的判断,国有银行纷纷撤离。随之而来的是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低、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困境。为给农村金融“补血”,银监会2006年底在四川、内蒙古等六省(区)进行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农村金融试点。

次年3月,在国定贫困县、金融服务稀缺的四川仪陇,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诞生了。仪陇没有辜负激活“三农”发展的众望,与穗发亿农资公司开发了“经销商+穗发亿公司+银行”的模式,向69个乡镇农资经销商提供种子经营专项贷款,为农资、农产品流通提供信贷支持。截至今年5月底,这家银行存款余额达1.35亿元,贷款余额6465万元,实现税后利润30万元。

又如在担保方式上,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摸索了一条公务员保证担保、农户联保、农业龙头企业保证担保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路子。

看好中国9亿农村居民金融市场的还有外资银行。中国农村对它们而言是个没有理由错过的“金矿”。汇丰银行已在中国内地成立5家村镇银行。7月8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宣布其无抵押农户小额贷款业务正式启动。第一笔贷款已审批成功,发放给当地农户。

渣打(中国)首席执行总裁曾璟璇称,此次无抵押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启动,是渣打银行在华“直接参与农村金融的重大里程碑”。

当然,中国村镇银行还是个新生事物。相对全国2800个县级行政单位而言,百来个村镇银行远不能填补农村金融供给缺口,更谈不上扭转农村金融“缺血”的局面。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村镇银行正处于全国推广阶段。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必须有法人银行作为主发起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虽然民间资本逐利性强,监管难度较大,但是作为一种探索,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可以从参股村镇银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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