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部有两个“江泽民”
熟悉赵维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做财政工作出身，后来又先后进入国家工业领导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领导部门工作，最终成为一位懂经济，会管理，擅协调的多面手，并见证和参与了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大变革。
若说起赵维臣参与中国经济变革的故事，还应当从改革前夜讲起。
赵维臣，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作为东北局选调的税务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广东，先后任广东省税务局会计科长，又被选调为“国家一五六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土建科科长。一九五四年，再次选调到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局计划处工作。一九五八年被选送到清华大学深造，一九六二年毕业。“文革”时期，任机床局财务处长的赵维臣先是遭到了批斗，后来被“解放”。
一九七零年，赵维臣被提升为机械工业部生产组副组长，开始抓业务。机械工业部和他同时提拔任命的干部还有外事组组长江泽民、产品分配组组长贾庆林（当时是最年轻的局长）、农机组长项南、机械院院长邹家华等人。后来，这些组长都改称为局负责人，各组的名称都改为局。赵维臣所在的生产调度局是机械部最大的一个局，具有综合管理力度。
当时，机械部有两个“江泽民”，老江泽民 七十多岁，是一位汽车专家，在苏联很多年。外事组组长小江泽民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赵维臣眼里，外事局长小江泽民一举一动都与众不同，精明稳健，是一位帅才。李水清、周子健、周建南、汪道涵、孙友余、马仪等几位部长对江泽民都很器重，特别是李水清部长非常信任他。江泽民在这几位部长面前讲话颇有分量。赵维臣对江泽民十分尊重，认为他了不起，在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一九七四年，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这年十月，周恩来因患癌症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主持工作，并提出搞“整顿”。
当时，国家经济生产几乎完全瘫痪，工厂的产品质量根本没有保证。新出厂的体温计不用就有四十度。有些地方的铁路扳道工没有手提信号指挥灯，竟然用大茶壶代替，引导过往车辆，列车晚点更是家常便饭。一九七五年一月万里接任铁道部部长，率先开始在铁道部搞“整顿”。他雷厉风行，将铁路整顿搞得有声有色，使得铁路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安全正点万里行”，就是赞扬他狠抓安全生产，确保列车正点运行的能力和功绩的。
赵维臣这时正主管生产，和铁道部联系往来比较多，由此领略了万里的领导魅力。
邓小平搞“整顿”，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赵维臣等一些负责管理国家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对“整顿”更是举双手赞成，积极配合“整顿”。认为邓小平抓对了，只有他才敢这么做。中国的大地上又有了希望的曙光。
“文革”后期，中国南方还有武斗。浙江支持省革委的“山上派”和反对省革委的“山下派”斗得十分厉害，严重影响了“整顿”。李先念副总理提出对南方的情况不太了解，指示袁宝华派几个人到南方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赵维臣便被指定带几个人去了浙江搞调研。
他们先去的是浙江杭州的杭氧制造厂，这是全国最大的制氧机厂。“四人帮”的某些爪牙听说此事后，找到赵维臣，自称是新华社的，可以通天，让赵维臣向他们汇报情况。赵维臣说：你们要了解生产情况，请你们自己到工厂去看。
赵维臣将了解到的“四人帮”爪牙怎样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事例写了一个调研汇报，由机械部李水清部长呈报给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印发政治局诸位阅。
这个报告“四人帮”自然会看到。李水清告诉赵维臣要有思想准备。
赵维臣报告的实质内容是批判“四人帮”的，但“四人帮”也有不读书不看报的时候，当时没有发现赵维臣写的情况报告有“问题”，后来才发现赵维臣几个人是在调查他们一派的。在浙江的“四人帮”爪牙要抓赵维臣。李水清立即通知赵维臣赶快回京。
当天晚上，有几个人突然找到赵维臣，把赵维臣吓了一跳。还好，这些人不是来抓他的，只是说我们给江青同志写封信，请你带去。赵维臣心想，这封信说不给他们带不行，激怒了他们恐怕难以脱身，可是如果带回去肯定会有麻烦。便灵机一动说：我还要到华东去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回京不好说。这样才把给江青捎信的事推掉了。
撞到“四人帮”的枪口上
粉碎“四人帮”之前，赵维臣经常代表机械部到国家计委开会，汇报工作。计委领导见赵维臣年纪虽轻，但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却很突出，就想调他到国家计委，机械部却说什么不答应。
一九七六年 六 月末，国务院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原定两个议程：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安排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会期十天。赵维臣和机械部副部长马仪及机械部一位局长骆维强参加了这次会议。
华北组代表是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主任解学恭，“四人帮”派系人物。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孙健也在华北组。
华东组组长是上海市工交领导小组组长黄涛，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也亲自到华东组坐镇。
东北组组长杨春甫，曾上过林彪的船，被“解放”出来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东北组代表还有李素文，原是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卖菜的售货员，一九七五 年 三 月，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全国劳模的身份走进中南海。
这次会议可是说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和所谓“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交锋。坐火箭上来的文革新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都出场了。
在商讨议程的会议上，华东组组长黄涛说：你们搞右倾翻案几个月都可以，这次你们搞十天就想溜掉，想开十天会走走过场就鞠躬下台？诸位，办不到！此次要挖挖你们的总根子——右倾翻案风的“风源”……
会场上的空气异常紧张。“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泾渭分明，谁一举一动都知道代表哪里的。这是“四人帮”一次有组织的夺权行动，企图借此机会夺取国家计委领导权，由马天水或黄涛出任计委主任。
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计委是国务院所属最大的一个领导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权限极大。计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兼任，当时正因病住院，李素文就提出要管财贸，想进而夺李先念的权。
他们把邓小平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说成是为“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各组组长讲完话就逼着国务院各部的代表发言表态。各部的代表明知“四人帮”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表示赞同就是站到“四人帮”的立场上去了，但无法直接反对，又不能中途退席，于是，很多代表就采取回避战术，在要求他们表态发言时躲进卫生间。
这些人无知而又嚣张的样子，让赵维臣十分反感，忍不住大声说：什么叫条条都不懂，还批什么条条专政？
这一句话惹了麻烦，李素文亲自找到机械部负责人，逼问赵维臣是什么人。机械部领导一面连忙为赵维臣说好话，一面暗里通知赵维臣早做准备。赵维臣与骆维强连夜就把纪录会议发言的笔记本烧掉了。
四人帮党羽还未来得及整治赵维臣，唐山七·二八大地震发生了，唐山市被夷为平地，造成了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强烈的地震举国震惊，大家都忙着抢险救灾，重建家园。于是，撞到“四人帮”枪口上的赵维臣，死里逃生。
一九七六年 十 月 六 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一举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长达 十 年的政治动乱。
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改判无期徒刑。王洪文、姚文元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姚连蔚、解学恭等因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而被撤消职务并开除党籍；杨春甫被撤销职务；吴桂贤、李素文由于在“文革”中犯有较轻错误，保留党籍，改任职务较低的领导工作。
#p#副标题#e#袁宝华点将赵维臣调国家计委
一九七七年，中央成立工交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出任组长，主持恢复领导全国工交工作。国家计委负责人之一袁宝华亲自点将，把赵维臣调到国家计委的生产组。
袁宝华是在“一·二九”运动时参加革命的，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特别对工业建设和企业管理、物资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赵维臣对袁宝华一直钦佩敬重，当初是袁宝华点名，康世恩（兼任国家经委主任）、徐良图、马仪几人共同主张提拔赵维臣的。二零零五年 一 月 六 日，袁宝华九十华诞之际，赵维臣欣然写下四句话，赠送袁宝华：满怀豪情赴延河，功高路远友朋多。年逾九旬洪福广，诲我深沉谱赞歌。
当时国家计委有四大组，生产组由原物资管理部部长、计委副主任袁宝华主抓，组长赵荫华，负责生产工交；计划组由周恩来的原秘书、计委副主任顾明主抓，组长陈先；政工组组长由部队调来的 五五 年授衔的中将苏静担任；另外还有行政组。
国民经济由于“文革”的破坏，已经跌到了近代历史上的低谷。
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国务院“整顿会议”上，天津代表孙健说：不整顿不行了，体温表不量都 四十 度了。
孙健工人出身，做过天津内燃机厂的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党委书记。一九七五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这一年，他只有 三十九 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 日，孙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赞比亚参加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代表本国政府在坦赞铁路交接证书上签了字
在交接仪式的公开发言中，孙健擅自将发言稿上周恩来总理的名字勾掉了。方毅回国后向老干部王震讲起此事，认为孙健已向“四人帮”一伙靠拢了。
“四人帮”垮台后，孙健继续留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主抓全国的工业生产。
孙健想出差搞调研，但他不懂业务，就向计委袁宝华要两名懂工业的干部做自己的随行助手，赵维臣被推荐给了孙健。孙健坐着专机去东北三省转了半个月，回来后，民航和国务院事务局一算账，费用奇高，孙健傻眼了，以后再也不敢乱要专机外出考察了。
不久，孙健又要去山东考察，点名要赵维臣随行。赵维臣考虑他在“文革”中曾与江青的关系较为密切，在政治上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就托词拒绝了孙健。
到了 一九七八 年夏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回京。中央认为他是在“文革”中犯有较轻错误的“四人帮”余党，撤销了他的党政职务，保留了党籍，调至天津机械厂当工人。
赵维臣在国务院会议上的抗议
进入一九七八 年，政治局面基本趋于稳定，经济形势也有了初步的好转，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新的跃进计划，迫切希望尽快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中央决定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四 套 三十 万吨乙烯生产装置、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纤二期等 二十二 项重大工程。由于有些项目在客观上脱离了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超越了财政的承受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论。其中，争议的焦点就是当时正开始引进和建设的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金额最高的项目——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宝钢总厂整个工程的建设，包括外部配套项目，总投资为 二百一十四 亿元。以当时的全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 二十 元。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巨额的投资，对当时尚处于经济恢复期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当时赵维臣已调到国家经委分管全国机械工业，他也在算计宝钢建设的经济账，心里反复考虑着能不能找到一条投资少而见效同样大的出路。
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宝钢建设的会议上，到会的有关部门领导各抒己见，多数人的意见是慎重行事，有一部分人主张停建，还有一部分人坚持按原计划投资兴建。赵维臣愤然站起来说：我抗议！中国机械工业这么大，所有的宝钢设备全部需要进口，这样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居然有人敢如此大呼抗议，主持讨论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三位副总理都愣住了。赵维臣接着说：不能什么都买，连脚手架、照明灯泡都要进口，还得了吗？全靠买能算什么现代化？
三位副总理眼前一亮，交头低语几句，宣布暂时停止讨论。决定由机械部副部长周建南，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马宾，上海副市长陈锦华及经委的赵维臣组成五人小组，赴上海落实宝钢设备投资情况。
实际上，冶金部和上海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主张全盘引进，而机械部一方则认为我们就不能给宝钢建设提供一些机械设备吗？唯有赵维臣不代表任何一方，具有真正的发言权。
春节前夕，赵维臣动身去上海，康世恩对他说：你去，回来我请你吃烤鸭子。
康世恩副总理对赵维臣算出的宝钢建设经济帐十分满意
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宝钢投产建设会议之前，赵维臣就专门到武钢做过调查研究，武钢曾进口两台 一三零零 轧机，一冷一热，是引进德国和日本的轧钢设备。
到上海之后，五人小组首先讨论的是宝钢的两套轧机，因为轧机是轧钢的主要设备，价值几个亿美金。一套冷轧为 二三零零 ，一套热轧为 二三五零。
赵维臣提出一套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方案：合作生产、中方配套、德国总装。即中国和德国两家合作生产，中方配套，由外方负责总装。
五人小组的其它成员各执一词，舌剑唇枪，争论异常激烈。
开始时，陈锦华根本没把赵维臣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经委的一个委员级干部，连组长还不是，级别没自己高。冶金部的叶志强就悄悄告诉陈锦华说：他是有来头的。
因为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康世恩曾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老上级，华国锋担任山西省交城县委书记时，康世恩是地委书记，两人感情深厚。康世恩与余秋里的关系又十分要好。所以，康世恩一直深得华国锋倚重，说话极有份量。
上海科委的一位主任与赵维臣辩论。赵维臣驳斥说：你懂轧机吗？什么叫热轧辊？轧机上有多少个辊？我是学机械工业的，是清华机械系毕业的。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懂机械制造吗？你跟我瞎辩论？上海科委这个主任顿时哑口无言。
当时，国家标准局也归国家经委管辖。赵维臣问：灯炮执行什么标准？连灯炮也要进口，还搞四个现代化吗？
机械部与冶金部、上海一方有矛盾，不好发言，只有盼望着赵维臣主持公道，为机械部多争取一些利益。
经过一番艰苦的争论，赵维臣终于压下了十几个亿人民币。宝钢投产的设备生产以外方为主，百分之四十的工作量由中国参加。
大年三十晚上，赵维臣给康世恩打电话汇报进展情况。康世恩非常高兴地说：好，回来我请你吃烤鸭子。
这时，赵维臣住在上海的衡山宾馆。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正在上海搞创作，他的夫人作家黄宗英恰巧也住在衡山宾馆。她听了赵维臣关于宝钢建设的故事，十分激动地说：将来我给你写一部小说，名字就叫“一个不在家过春节的人”。
#p#副标题#e#薄一波副总理委托赵维臣写关于宝钢建设的考察报告
宝钢后来下马，停建一年。时任副总理兼机械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放心不下，就委托赵维臣写个关于上海宝钢建设考察的报告。
宝钢工程自 一九七八 年 十二 月 二十三 日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铺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职工已有数万人；而且已与新日铁公司签订了协议，进口设备将陆续运抵上海。
赵维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宝钢项目如果“下马”停建经济损失太大。
在报告的最后，他写道：我这两年多次去宝钢，听到各方面对宝钢的议论很多，这主要是宝钢这个项目特大，代价特大，教训也特大。到目前百分之七十七的设备已与外商签订合同、用汇三十一亿美元，钱已经花了，别无退路。只有同心协力，下定决心干下去、建设好。同时特别建议，今后对宝钢要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不仅有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在舆论上要给与支持。
薄一波看完这份报告后非常满意，在报告上批示说：这是我让赵维臣同志写的一个关于宝钢设备分交和合作制造方面的情况报告，印送中央主席、副主席、常委、书记处书记同志参阅。
胡耀邦在赵维臣所写关于宝钢上马别无退路的考察报告上批示
胡耀邦也在赵维臣关于宝钢的情况报告上做了批示。由此，赵维臣以一个懂经济且精明强干的干部形象进入了胡耀邦的视野。
一九八零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他担任总书记后首次到外地视察，召集了刘毅、邹桐、赵维臣等部委干部陪同。刘毅是管商业的，周桐是管能源的，赵维臣则管工业。胡耀邦问到农业方面的问题很多，却要赵维臣回答，赵维臣大体上都能说得上来。
为了解决宝钢项目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作出最后的决断。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宝钢建设的八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宝钢的建设要“干到底……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宝钢于是得以重新上马。中国钢材产品的质量、能耗等技术指标也因此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最终推动了我国整个工业的全面、快速发展。
万里副总理亲自找赵维臣谈工作去向
一九七七年，赵维臣调到国家计委工作，后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党组成员兼任机械局局长。
国务院副总理兼机械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对赵维臣非常感兴趣，曾多次找赵维臣谈机械工业发展和改革以及扩大出口等问题。国务院机械委每次开与工业有关的会议，薄一波都点名要赵维臣参加。
老经委的副主任郭洪涛是陕西苏区出来的老革命，与薄一波要好，曾向薄一波推荐说：经委的赵维臣熟悉业务，管机械工业很有本事。薄一波就要调赵维臣到机械委去工作。 之前，北京市委的段君毅也想调赵维臣。段君毅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维臣曾在他手下工作多年。
经委的领导坚决不同意。经委主任袁宝华还找到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说：上面有什么命令，要调动赵维臣，一定要先告诉我们，我们不同意他调走。
万里副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感到奇怪：这个赵维臣，怎么北京的段君毅要他，机械委的薄一波也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立刻，赵维臣被一个电话叫到万里的办公室。赵维臣看到万里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名册，正是国家经委领导及党组成员的名录。
万里开口说：原来我老听说你，但是咱俩没见过面。
赵维臣说：其实见面有很多次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我经常参加。
万里就问：怎么这么多的单位要你啊？
赵维臣回答说：可能我在机械部工作时间比较长，比较熟悉这方面的业务，有这个关系吧。
万里点点头。从此赵维臣深得万里的信任及看重，经常出席在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
万里住在中南海，一次开罢国务院常务会，对赵维臣说：你跟我走一段。两人边走边交流对国民经济的看法。万里对赵维臣说：有的单位领导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你不能学，你搞你的。
不久，朱镕基由经委燃料动力局副处长被提拔为经委综合局副局长，他与赵维臣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这为他们日后的合作和友谊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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