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点名要赵维臣陪同赴浙考察
一九八一年，“世界船王”——香港环球集团主席包玉刚决定捐资一千万美元，在北京朝阳工体北路兴建兆龙饭店。这是他与国家旅游局共同兴建的一座五星级的涉外商务饭店。建国后，我们国家只有“援外”，一般不接受“外援”，何况包玉刚是一位“大资本家”。他的捐款该不该接受？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包玉刚的表亲卢绪章打报告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相当干脆地说：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兆龙饭店正式开业，日理万机的邓小平还破天荒地出席了开业典礼。万里副总理带着几个部长，其中也有赵维臣到了开业典礼现场。
典礼宴会中间，包玉刚又邀请邓小平参加他捐款五千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奠基典礼仪式。邓小平无暇分身，便为宁波大学题写了校名，并委托万里作为自己及中央的代表南赴浙江宁波。
与万里随机飞赴宁波的有两位部委领导，一个是即将接替杜星垣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还有一个就是赵维臣。
临行前，经委的一位领导说：维臣管生产调度协调，协调生产中许多矛盾，比较忙。建议别的副主任去，可否？
万里说：还是让赵维臣去。
坐在飞机上，万里对坐在身边的赵维臣再次叮嘱：现在有人热衷于搞形式主义，你可不能学啊！此前，万里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说：西德没搞什么质量月，人家的质量也那么好。
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赵维臣表示祝贺写下“十个大”
一九九零年十月，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江泽民、李鹏、田纪云、谷牧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活动，还有一些部长，如袁木、刘鸿儒、戴杰、赵维臣、周建南等也出席了庆祝活动。
目睹了深圳飞速发展建设的新气象，赵维臣感慨极大，为表示祝贺，他当即写下“十个大”：
改革开放步子迈得大；新建城市宏伟气魄大；经济规模起步就很大；外向型经济不断扩大；
人民得到实惠相当大；开拓创新示范作用大； 高新科技发展在加大；市场竞争机制促动大；
建设发展远景十分大；中央关怀支持特别大。
赵维臣多次去深圳华侨城集团参观。华侨城酒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陈小芳多次向赵维臣介绍了华侨城建设发展的有关情况。赵维臣感到陈小芳是一位年轻有为，非常能干，很有发展的女强人。
华侨城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和经济开发区，总部位于深圳特区美丽的深圳湾畔。华侨城集团是一个以电子通讯、旅游和房地产业为主导业务的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这十余年来，在董事长任克雷领导下，发展非常快，效益非常好，为国家上缴了几十个亿的利税，培育出了康佳集团、华侨城控股、华侨城地产以及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深圳湾大酒店和威尼斯酒店等一批知名企业品牌。
说起来，任克雷和赵维臣很有些渊源。任克雷的父亲任仲夷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以思想开放，正直敢言著称。一九八零年至八五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为广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极大贡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功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期，赵维臣和任仲夷曾在一个派驻哈尔滨某大型国营企业的四清工作团一起工作，任仲夷任团长，赵维臣任副团长，赵维臣当时的级别很低，但任仲夷对赵维臣还是很看重的。到了八十年代，赵维臣又和任克雷在国家经委一起共事。那时，任克雷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不到三十岁便成为局级干部。后来任克雷到深圳发展，一九九三年由市委秘书长任上接手华侨城，最终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赵维臣对任克雷非常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魄力，很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家。
#p#副标题#e#向姚依林副总理建议单设中国烟草总公司
在八十年代以前，新中国的烟草行业在轻工部的下辖序列中只是个司级单位。八十年代初，赵维臣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时，感到这样一个管理结构很不适应。
赵维臣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烟草行业分布全国，而生产出来的甲级烟只有百分之几，实在不应该。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管理体制。这么大一个摊子只是由一个司级单位来主管，无法对整个行业进行有力的控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任其下去将会影响和制约整个行业的开拓和发展。
赵维臣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迫切感觉到烟草行业必须进行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改革。赵维臣是个有话就说，以事业为重的人，当即向姚依林副总理请示，提出烟草行业要从轻工部独立出来，单独设立中国烟草总公司，选配工作能力强的干部进行管理。同时提出，通过有效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可以在短期之内使甲级烟的产出比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减少次等烟的生产和出品，这样既能相对减少对吸烟者的危害，又能提高行业效率。
姚依林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当时在中国领导人当中，若论经济水平，除陈云外，就数姚依林了。他平时话不多，每说出话来份量却很重，大家对他都非常敬佩。姚依林经过考虑，最后同意了赵维臣提出的建议。
当时，轻工部烟草司长叫李一山，是位老干部。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外称中国烟草专卖局）正式成立，为副部级单位，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烟草行业。李一山被任命为总经理。
后来一度由于对烟草征收的税率太高，致使整个行业发展陷入了窘境。赵维臣形象地概括说：整个行业税大、无利、都亏损。为了烟草行业的长足发展，赵维臣和王忠禹专门到烟草总公司召集税务局等有关单位，研究如何改变整个行业的亏损局面问题，最后决定降低一些税率。这一措施，使烟草行业摆脱了困境，一些国有老烟厂得以完成了技术改造。
江泽民请赵维臣来沪给予支持
江泽民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曾多次请当年的老同事赵维臣去沪给予帮助。
一九八六年，上海由于原材料紧缺，工业部门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一些市场紧俏的名牌商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洗涤剂、服装面料、牙膏等生产受到影响，有的还直接影响了出口。江泽民给赵维臣打电话说：现在上海生产遇到很多困难，请你来沪给予支持。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赵维臣专程赶到上海，立即召开现场调度会，排解困难。会议一开始，赵维臣就表态说：这次是针对上海的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的。不要讲套话，不要搞面面俱到的汇报，缺什么，缺多少，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只要能解决的就设法解决。
在听取上海计委的简要汇报后，赵维臣说：按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解决问题。
现场会上，有专人负责用电话将要解决的原材料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并将联系的结果随时向会议汇报。
赵维臣当场拍板，帮助上海落实了包括钢铁、木材、棉纱、化纤原料、有色金属、牛羊皮、燃料等十一大类紧缺物资。保证了上海名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汇，解决了上海工业生产的燃眉之急。
就这样，一个涉及到十几个部委，关系到上海下半年生产和全国市场供应的大问题，赵维臣仅用了一个半小时就高效率地解决了。
参加会议的上海计委负责人对前来采访的解放日报社记者说：如何改变机关的工作作风，中央部委领导作出了表率。我们要好好学习这种“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作风，迈开双脚，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天，《解放日报》以《一个半小时解决十个问题》为题，报道了赵维臣独特的开会方式和高效的工作作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赵维臣被一些同志誉为果断的协调调度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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