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生产委到国务院生产办
赵维臣坐火车到北京，上午到达，刚下车就接到电话，通知他下午到国务院开会。
在国务院大会议室，李鹏郑重宣布成立国务院生产委员会，主任一职由叶青兼任，赵维臣为第一副主任。
赵维臣从广西被调回北京，计委的刘中一副主任主管人事，他负责帮赵维臣挑选秘书，当时有两名人选：一位是原经委副主任徐良图的秘书小宋，一位是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王忠明。王忠明在去德之前曾在国家计委值班室工作，上下接触面很广，看到的文件比较多，勤奋好学，知识丰富，文笔又好。赵维臣与计委的房维中商讨后，决定选王忠明协助自己的工作。
在生产委和生产办工作的几年里，王忠明一直是赵维臣的得力帮手，到一九九二年经贸办成立后，赵维臣才恋恋不舍地让他去了国务院经贸办担任新职务。没过多久，王忠明就被提拔为办公厅副主任。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现在是国资委的一位很有名的学者。
后来，又有几个年轻有为的局级干部做过赵维臣的秘书，如张广益，后来调国家经委任局长，现已离休；孙峰，后来任福建泉州市副市长、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现下海搞企业；唐万年，后来到国资委任副局长，又调任中国直升飞机公司任副总裁；王文彬是最年轻的一位，也很能干，现在国资委任职。他们都很优秀，成长都很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晓，他也曾担任过赵维臣的秘书，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写的几篇经济论文曾受到朱镕基的表扬。
提起这些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年轻人，赵维臣很欣慰，说，心里很感谢他们曾给自己的帮助。
当时，国务院及中央军委正进行机场空中指挥系统改革，讨论给民航几条航线问题。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空军司令员及广州军区司令员都参加了讨论会。赵维臣曾经担任过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对空中管理比较有经验，便在讨论会上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一次，李鹏在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及赵维臣等人的陪同下，到广西视察。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研究桂林机场的建设问题，讨论机场是重建还是改建，最后经过分析和论证决定重建，但是围绕着建设费用由谁来出产生了争论。
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不太明白，却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们全包了。
航空业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要命脉之一，自然不能完全包给地方。
赵维臣当即说：你包不了！我建议由民航出一部分，地方再出一部分。
李鹏扭头问身边的甘子玉：维臣提的这个建议可以吗？
甘子玉说：可以。
朱镕基希望赵维臣再帮三年忙
一九九一年三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
朱镕基上任后，决定将国务院原有的生产委员会拆散，重新组建一个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自己亲自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六月十三日，国务院下发文件，给朱镕基任命了数项兼职，包括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在朱镕基的数项兼职中，比较有权力的是国务院生产办主任。正是这个生产办，后来演变成经贸办、经贸委。
生产办是国务院直属办事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对各级政府的生产办及经委实行指导、协调和宏观调控工作，主要是负责调控、指导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工作。其权限很大，具体负责落实经济计划，生产、能源、运输、企业改造、工业产品进出口、物资、资金、信贷、税务、劳保等方面的经济工作。而且职能范围远远超过了原生产委员会，成为一个横跨所有经济相关部委的主要机构。
当初，朱镕基在国家经委工作时，就与赵维臣同事，一起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两人工作作风同样果断，被上下视为最干练的两个部委级干部。
在生产办成立的同时，生产委宣布撤销。朱镕基就邀赵维臣及生产委的另一位副主任张彦宁前来生产办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赵维臣小朱镕基一岁，他和张彦宁都是朱镕基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在以往的工作中配合十分默契。同时，因为朱镕基在建立生产办之初，就想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同当年的经委一样，与计委相互制约，所以才动员此二人与他继续合作。
中央决定成立生产办后，朱镕基首先想到的就是赵维臣。他亲自找到赵维臣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三年忙？一起工作。
赵维臣高兴地回答说：在你手下工作会受到很大的锻炼的。就这样，两人又到一起工作了。
生产办没有办公地方，决定新建办公场所，朱镕基就让赵维臣先负责新建工作。主管北京城建的张百发副市长专程赶到施工现场，为老朋友主抓的项目站脚助威。
赵维臣到生产办任副主任，排名为第二。
生产办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排在第一位的是张彦宁，然后是赵维臣、朱育理、李祥林、杨昌基等人。
张彦宁是赵维臣在国家计委及国家经委时的老同事。他大朱镕基一岁，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曾到苏联格罗茨宁石油联合企业实习，后来在甘肃、四川从事石油化工技术工作。七十年代后期，张彦宁比赵维臣早些时候调入国家计委，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八十年代初转入经委，任经委委员、党组成员兼局长，八三年与朱镕基、赵维臣同时提升为副主任。经委撤销后，张彦宁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
朱育理历任国家教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朱镕基兼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时，朱育理兼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
李祥林曾任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
杨昌基原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
朱镕基的生产办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是从副部级岗位上平调进去的。朱镕基就找到中央组织部建议说，鉴于生产办的地位应该同国家计委一样，所以生产办副主任的前两位应该是正部级待遇。
但是，中组部对此建议迟迟没有答复。
#p#副标题#e#协助朱镕基清理“三角债”
生产办刚刚成立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特别是三角债、限产压库、生产速度过快、企业亏损严重、棉花收购大战等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生产办有些人对于这个新组建起来的机构的前途缺乏信心，一边工作，一边在暗地里嘀嘀咕咕。
朱镕基表现出超人的魄力，态度异常坚决。他决定首先拿“三角债”开刀立威。大家在朱镕基的影响下，很快增强了信心，热情高昂。
当时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三角债”。国有企业间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彼此掣肘。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国有大型企业拖欠的，严重困扰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朱镕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研究清理“三角债”的有效对策，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随即大刀阔斧，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开始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并努力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活起来。
朱镕基首先赶赴东北三省搞试点。这里是“三角债”纠结最深的的重工业区，只要在这里打开局面，其它地方的“三角债”难题便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为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解决措施，朱镕基亲自上阵，仅用了二十六天，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达一百二十五亿元。
朱镕基回到北京，迅速扩大战果，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的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下达“军令”，要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所在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
朱镕基还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进展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十月底，朱镕基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
朱镕基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赵维臣将当时情况概括为五个控制：三角债总量得到控制，清理了一千三百五十九亿元；产品积压得到控制，限产压库完成二百二十九亿元；速度过高得到控制；经济效益下降得到控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上半年比上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十七点五；企业亏损面上升得到控制，由上半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三角债”的链子一下解开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周正庆、刘廷焕、尚福林等人对清理“三角债”贡献突出，刘廷焕还打前站到沈阳蹲点。
这段时间，赵维臣主要负责清理“三角债”的宣传工作，并跑中央银行，让银行多拿出些钱来。他积极组织人员撰写评论及报告，主持发布会，汇报清理“三角债”的进度。中顾委常委段君毅和另外几位老同志听过赵维臣的两次汇报，后来，他患了老年痴呆症，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但是嘴里始终叨咕着一句话：三角债……三角债……
一九九一年八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当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面赞扬了朱镕基，他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
一些老干部也夸奖朱镕基说：这些大难题，他来了就抓了。
赵维臣和朱镕基在一起工作多年，从内心深处认为朱镕基确实人才难得，才华出众，有魄力，有胆量，有作为，有思路，有智慧。对其顽强的改革精神，坚定的事业心，对经济建设的熟练，感到由衷的钦佩。
#p#副标题#e#帮助推动“中国质量万里行”
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号召在全国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当时，在《人民日报》担任编委、经济部主任的艾丰，同时还担任新闻界的一个团体——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促进会的副秘书长刘智向他建议说，是不是联合首都新闻界开展一次大型的采访活动，内容就是报道一年来在质量工作方面的进展，同时也可以就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和问题，给中央领导提供一些内部参考。
艾丰觉得很好，就同各个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商量，很快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开展这样大的活动，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困难的。于是，他们又向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提出报告。
赵维臣不仅热情支持，而且对质量活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并上报兼任生产办公室主任的朱镕基副总理。一周之内，朱镕基作出五条批示明确，第一条就是，政府不要站在第一线，要采取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方式，请艾丰同志当主任。
此外，朱镕基还提出，不仅要报道好的方面，还要揭露问题，对群众不满意的有质量问题要批评、报道要真实、不能收企业任何费用等原则性指导意见。
艾丰根据这个批示，担任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组委会主任，参与的新闻单位各出一名副主任。活动的名誉顾问是薄一波，顾问有袁宝华、吕东、徐惟诚、赵维臣、徐志坚、朱育理等人。
一九九一年底，薄一波为活动题词，赵维臣也以其特有的风格，欣然写下对提高全社会质量意识的十点感想：
企业管理再从严一点
技术开发再加快一点
产品标准再提高一点
质量体系再健全一点
产品制造再严格一点
产品包装再大众一点
优质服务再周到一点
国产精品再扩大一点
竞争实力再强化一点
经营机制再搞活一点
一九九二年春节过后，“万里行”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第一批关于产品质量的报道同时在报纸、电视、广播发出，立即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消费者反映非常好，他们纷纷写信给组委会，给各新闻单位，给各主管机关，直至写信给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群众来信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三句话：“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朱镕基刚刚从国外访问归来，在看到质量万里行第一期工作汇报之后，于三月十二日批示给组委会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一炮打响，效果甚佳，可喜可贺。我已经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汇报。李鹏同志说，干得好，震动不小。希望再接再厉，搞好质量品种效益年。随后，李鹏总理在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又再次肯定了这一活动，认为这是政府为人民办了件好事，政府有责任办这样的事情。
从此，“中国质量万里行”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之一。其影响之大，反映之强烈，大大出乎组织者的预料。
帮朱镕基挑选干部
张彦宁和赵维臣都已年过六旬。为提高生产办的地位和保持延续性，朱镕基决定平调一个原来就是正部级的年轻干部进生产办，同时开始增加生产办的副主任数量，扩充实力，积极准备壮大生产办的先决条件。
朱镕基最先看好的是广东省副省长张高丽。
张高丽非常年轻。他是福建晋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一九七零至一九八五年曾在石油工业部门工作；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任广东省委委员、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年任广东省委委员、省政府副省长。朱镕基之所以看好张高丽，是因为他学过经济学计划统计，做过省经委主任，精通经济管理，与国家经委同属一条线上的人。
张高丽被召到北京，由赵维臣出面，把他邀请到自己家中谈话。
一进赵维臣的家，张高丽看到简陋的装饰和灯具，就惊讶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们客厅还用灯管啊？
赵维臣一笑，这儿和广东比不了。请张高丽落座后，赵维臣说：镕基同志到下一届就不再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了，所以想找你来先担任生产办的副主任，过一年，你就是正的了。我和张彦宁都是经委的老人，会全力协助你再搞几年。
张高丽说：我从来没有在中央工作过，这么大的摊子，我怕管理不了。于是，张高丽又回到广东。
赵维臣又陪同朱镕基在湖北挑选了两名干部：一个是陈清泰，一个是徐鹏航。
陈清泰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一九八四年曾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八五年六月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九九二年五月，又兼任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鹏航是湖北黄梅人，毕业于湖北省农业机械专科学校，曾任大冶县县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副县长。一九八三年三月任黄石市委副书记、市长。一九八六年五月任湖北省副省长。
陈清泰以稳重见长，徐鹏航思想活跃，但都不适合当生产办的一把手，朱镕基就带着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和赵维臣到东北考察，寻找一把手合适的人选。
#p#副标题#e#向朱镕基推荐王忠禹
朱镕基到沈阳后，开始视察工作。吉林省省长王忠禹凭借自己的才干、经验及超强的记忆力，令朱镕基副总理感到非常的满意。赵维臣留意到了这一点，就对王忠禹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了解。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于吉林长春郊区农村。建国后，考入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攻读制浆造纸专业。一九五三年，王忠禹毕业，被分到吉林造纸厂担任技术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该厂车间副主任。一九七零年王忠禹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年后，由于中央出版《毛泽东选集》，急需大量的印刷用纸，造纸厂缺乏技术人员，便把他调回厂里担任生产调度组副组长。后来升任该厂计划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九七九年被提拔为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厅副厅长，随即任厅长。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为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八三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担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八五年被提升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王忠禹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吉林省副省长、省长。
赵维臣观察一番，觉得王忠禹年纪不错，科班出身，长期在大型企业和政府工作过，厂长当过，厅长当过，秘书长当过，副省长、省长都当过，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综合领导能力，就向朱镕基推荐说：王忠禹这个人条件很好。没过多久，王忠禹即被调进国务院工作，担任生产办常务副主任。王忠禹到北京那天，赵维臣亲自到机场接他。
王忠禹初到国务院生产办，工作处事都比较慎重。赵维臣和张彦宁都主动配合和支持王忠禹工作。
国务院生产办每年各局召开专业会，一次，办公厅拿来一大堆会议汇报。王忠禹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
赵维臣不怕得罪人，就对办公厅的人说：你们拿回去。乱哄哄地来这儿讨论，你们都没讨论，就拿这里来讨论来了？拿回去！
还有一次，经贸办政策研究室起草了一个经济工作报告稿，赵维臣一看内容全是空话，就勃然大怒说：这开会全讲空话啊？解决什么问题了？哪个问题解决了？这么搞哪儿行吗？拿回去重写重讨论。你有措施也行，方向对也行，全是空话就拿这儿讨论了？
一旁的王忠禹笑着说：就维臣敢说话，敢发表意见！
赵维臣的特色 汇报不念稿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一日，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正式成立，这一机构的职能是前所末有的。《中国青年报》发表“新闻”，称经贸办是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机构，是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雏型，以适应“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改革要求。
经贸办是生产办职能的延续，它下设十个局建制，分为生产调度局、生产计划局、企业管理局、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资源节约和利用局、质量局等，人员编制二百五十人。
经贸办主任仍由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多达九人，分别是李岚清、王忠禹、张彦宁、赵维臣、李祥林、杨昌基、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等，大部分为生产办原来的负责人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着朱镕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
接着，经贸办正式改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国家经贸委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无论在生产办，还是在经贸办，赵维臣都是主管综合工作，经常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工作或代表生产办、经贸办到人大汇报经济发展形势。
一次到国务院汇报工作。当时经济的形势，赵维臣只讲了五个控制，就作了高度概括。
李鹏很惊奇地对旁边的田纪云说：哎，田，你看，现在水平上来了。
在经贸办党组每年一次的生活会上，赵维臣讲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时，又讲了这五句话。朱镕基严肃地说：维臣对经济形势的看法，请大家都记住，这很重要的。意思是说赵维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总结得很好，能够用很短的话把经济形势概括清楚。
在国务院汇报，赵维臣从来不用稿，从来也不长，运用的都是自己的特色语言。即使有汇报题纲也不用。李鹏知道赵维臣汇报最精练，不喜欢照稿讲，就故意半开玩笑地说：维臣你还念稿吗？你别念稿哇，不念稿才能汇报出来。
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国务院汇报，总是照稿喋喋念个不休，李鹏说：你别照稿念行不行？但这位局长在来之前没有思想准备，汇报根本离不开稿子。
一次，在人大汇报中国饮料情况，有的委员问：现在质量如何。赵维臣很坦率地说：中国饮料大部份不合格。一些人大委员们赞扬赵维臣：讲得痛快，就是你敢讲真话。
#p#副标题#e#朱镕基说我一直很欣赏赵维臣
早在一九七七年，赵维臣就与朱镕基成了同事。那时，赵维臣刚调到国家计委生产组，恰巧朱镕基平反后也分配在生产组，是位副处长。赵维臣听到关于朱镕基的许多传闻，说他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只是在国家计委的大机关里，两人各负责一摊工作，很少有来往的机会。不久，朱镕基调到国家经委做综合局副局长，后来升任局长。
一九七八年，赵维臣也到了经委，成为党组成员，和朱镕基的联系才多了起来，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朱镕基当综合局局长时，经常列席党组会议，他虽然坐在第二排，但敢于发表意见，而且见解总是很精辟很独到，很受大家的重视，赵维臣对朱镕基很尊重和敬佩。
在一九七九年，一次，赵维臣和朱镕基同时到前门参加全国计划会议。赵维臣请朱镕基帮忙写个材料，朱镕基很快一挥而就，内容比赵维臣想象的还全面。
一九八零年，赵维臣去中央党校做报告，写完稿子后，特意请朱镕基帮忙过目把关。
天津的李瑞环请经委马仪副主任去天津看看，马仪便带着赵维臣和朱镕基两人前往。在天津市委班子研究如何帮助天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时，赵维臣和朱镕基先后发表了自己对经济形势的意见，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一九八八年，赵维臣在广西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去日本访问，路过上海，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晚上专程到赵维臣的住所看望他。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交流了各自到地方后的一些感受。朱镕基还邀请赵维臣到小礼堂看了一部新电影。
当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也专程到宾馆看望了赵维臣。赵维臣的儿子在南通医学院学习，路经上海时遇到些困难，曾给江的秘书打电话，江泽民立即交待秘书给妥善安排好。
后来国家搞房改，建设部却不肯卖给部长房子。赵维臣找朱镕基总理询问。朱镕基便让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到政协、人大听取意见。政协讨论由经济委员会主持，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闫颖、赵维臣、房维中、史大桢、刘鸿儒等，赵维臣第一个开炮，他问俞正声：第一，为什么暂不卖给部长房子，什么道理……接着闫颖发言，比赵维臣还厉害，政协的陈锦华、李贵鲜两位副主席也向建设部提出反对意见，大家都不同意建设部的房改方案。人大方面也不同意。
朱镕基得知北京市委老书记林乎加住的房子破旧不堪后，深感内疚。林乎加是位老革命，是著名的小计委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文革结束后，曾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天津拖拉机厂发生一起工人殴打质量检验员事件，赵维臣受余秋里、康世恩两位副总理指派，与机械部副部长周子健、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前去处理此事，赵维臣当场表态说：打质量员就是打国家，要严肃处理。当时林乎加向赵维臣说了一些天津的事情，感到很困难等。赵维臣将这些事情写成报告送康世恩、余秋里两位副总理。
朱镕基对赵维臣讲了林乎加的住房破旧不堪的事，两人都很感慨。不久后，朱镕基下令先给部长一级的干部住房重新维护装修。其间，朱镕基先后两次当着赵维臣的面，问：你想搬家吗？赵维臣说：这么大年龄搬不动了。实际赵维臣不知道要给什么房子。多年以后，两人相见谈起这件事，朱镕基不解地问赵维臣：当年我问你想搬家吗，意思是如果你想搬，就给你换套房子，你为什么总说不想搬。赵维臣说：谁知道你给换什么样的房子。朱镕基笑着说：凭你这么聪明还判断不出给你的房子好坏？
二零零四年，赵维臣与刘华秋看望朱镕基夫妇。刘华秋说：维臣同志是懂经济的，也很能干。
朱镕基说：我一直很欣赏他。
二零零七年春节，赵维臣和刘华秋又去看望朱镕基夫妇。赵维臣当着朱镕基儿子的面说：我是你爸爸的一位干将。朱镕基接着说：你赵维臣还领导过我啊。赵维臣说：那没几天，你就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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