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的主要发起人是胡启立、韩杼滨、史大桢，打头的是胡启立
联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胡启立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赵维臣一直认为胡启立对创办联通是有功劳的，他始终对胡启立为联通所做的贡献非常肯定。赵维臣当联通首任董事长也是胡启立积极向国务院推荐的。
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机械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中国联通的请示报告，三部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下列三点：第一，中国电信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只有引入竞争，通信产业才能更快地发展；第二，各专用网已经形成的通信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第三，电信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依赖国家的投入，然而在垄断经济下，社会各界发展通信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电信产业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与后劲。公用网与专用网各走其路，互不沟通。
当时，中国的电信业为邮电部独家垄断。邮电部于一九九零年九月三日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关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邮电部是管理全国通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有通信行业的管理职责。……主要通信业务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具体讲，它强调并重申：一，公用网和专用网的建设必须统筹规划，提倡并鼓励联合建设；二，除军队、铁路等有特殊要求者外，其它部门原则上不得再自行建设长途通信线路；三，各部门长途通信所需电路原则上由公用网提供，凡新建长途通信线路均应经邮电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部门归口会审；四，长途通信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五，专用网只限内部使用，原则上不得开放公众业务；六，地区性专用网应纳入当地公用网的规划，经技术改造后组成统一的市内电话网；七，外商不得参与经营境内电信业。
邮电部的此份请示得到国务院认可，可见当时，国家在放开基本电信业问题上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从而邮电部继续维持其垄断地位，尤其是在阻止专用网经营公用业务方面的意图得以基本实现。
然而，尽管这些年国家对通信业的发展给以重点支持和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邮电部门也作了很大努力，通信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电话普及率一九九二年只有百分之零点七，一九九三年提高到百分之二点一五，有的沿海城市已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由于基础薄弱，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其中装电话难成了当时人民群众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焦点，老百姓对此反应极其强烈。
著名画家黄胄曾对赵维臣说：我交了三年的钱，也不给我装。
赵维臣听了很气愤，说：你可以登报啊，斗哇。
江泽民的感慨
一次，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机械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和赵维臣都在场，在谈及中国的电信业现状时，江泽民感慨地说：我当机械电子部部长时就有这种感触，电子部生产出来的设备，邮电部不要。
于是，机械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三部委联合起来，各部均派出中坚力量，包括三个部委的副部长，立即对当时的电信行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论证。机械电子工业部通信产品司司长何非常对成立联通，打破垄断作了很大努力。他后来成了联通的常务董事、董事长办公室主任。赵维臣对他评价很高，说何非常很能干，很得力，对我帮助很大，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浪。这股热浪使成立中国联通的准备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对成立中国联通的意义开始表示认可和赞同。
针对三部成立联通公司的报告，邮电部在多种场合反复陈述其反对组建联通公司的理由：一，通信具有全程网络、联合作业、高度统一的特性，具有自然垄断性；二，电信行业既是社会共享基础设施，又是国家的神经系统，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与安全，非同一般的竞争性行业；三，由国家掌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资源可以充分利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可以避免；四，世界各国在其电话网建成之前，无一不是由国家或国营公司垄断经营的；五，统一经营也有利于公用网标准的制订，从而使公用网的通信质量得到保证；六，统一或垄断经营本身并不排斥垄断企业的内部竞争；七，在加强法制建设和行业管理的前提下，对部分非基本通信业务逐步放开经营。
为了表明现阶段中国电信业实行独家专营的必要性，邮电部还列举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其报告中所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 &T）的竞争者就可满足对长途电话需求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六，日本与韩国电信业的民营化均在电话普及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以后才开始等事例加以佐证。其实，这种引证是明显带有选择性的。
邮电部既是中国邮电政策的制订部门，又是实施部门。换句话说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这种体制下，仅靠其内部竞争，想大力促进中国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的潮流难以阻挡，这几年一些非邮电部门投资和经营的无线电寻呼服务，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伴随其竞争而来的服务花样之繁杂，服务价格下降速度之迅速，令人眼花缭乱。也使极力想维护其通信垄断地位的邮电部猝不及防。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国务院批转了邮电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的意见》，即《国发（一九九三）五十五号》文件。
这是一份正式的、具有事后追认性的同意非邮电部门经营部分电信业务（不包括市话与长话及移动电话等基本电信业务）的文件，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事实上已经放开经营的通信市场进行管理，来维护通信秩序，保证国家和用户的通信安全及通信服务质量，并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国发（一九九三）五十五号》文件主要是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就管理手段而言，这对联通公司日后顺利进入电信业领域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p#副标题#e#朱镕基说不能一家垄断
电力部和铁道部都有自己的网络，电子部有电子产品，利用这些现有的资源组建一个联合通信公司，对于打破电信业的独家垄断，于国于民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对于机械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的报告，朱镕基副总理批示：看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加强通信事业，缓和电话不通的矛盾。并特别指出说：我国的通信事业要发展，必须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不能一家垄断。同时。他还责成有关部门，“共同商量，促成此事，成立股份集团”。
邹家华副总理批示：邮电部不应用垄断全国通信网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全国邮电行业（包括电信）的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制式、统一的安全要求等，是必须由邮电部来做的工作。但是通信网不应由邮电部垄断，而应支持现有的其它通信网力量发挥作用，或者进一步扩大。这对整个电信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国务院经过再三取证论证，权衡利弊，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正式下发国函[一九九三]一七八号文《国务院关于同意组建中国联合通信公司的批复》。该文件指出，“组建联通公司是我国电信体制深化改革的初步尝试”。
联通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在国务院一七八号文件中已被明确划定：即“对铁道部、电力部的专用通信网进行改造、完善，在保证铁道、电力专用通信需要的前提下，将富余能力向社会提供长话业务；在公用市话网覆盖不到或公用市话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可开展市话业务”；同时还可经营无线通信（包括移动通信）业务和电信增值业务。
联通公司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其汇接局将几个大的专用网（还包括广播电视、石油和军队网）与邮电公用网连接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在移动通信方面），以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尽快进入基本电信市场，亦是联通公司优先考虑的选择之一。
不言而喻，中国通信市场上联通公司的出现，给邮电部门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事隔仅仅一个多月，邮电部便在北戴河召开了旨在“最终占领市场和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通信市场与服务工作研讨会”。
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其长篇讲话中表示，通信市场竞争局面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特别强调了邮电部门的行业管理及维护国家通信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职能。针对联通公司，他专门谈到：第一，联通公司在某一地区经营某一基本业务，都要由邮电部批准。第二，联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作为其办事机构，但不能设立子公司。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经营基本业务要由邮电部审批。第三，各地无权成立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不管其名称是叫子公司还是分公司。对已经成立或正酝酿成立的地方联通公司，有关局要做好工作，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多宣传相关规定，表明态度和意见。
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吴基传还着重强调了电信服务、尤其是窗口服务的重要性，强调扩大联合、储备人才、探索新的融资渠道、积极主动占领市场的重要性。
看来，联通的诞生，确实打破了这个电信业老大的美梦。
#p#副标题#e#李鹏总理任命赵维臣为中国联通董事长
就在李鹏、朱镕基、邹家华、吴邦国等国务院领导对成立中国联通表明支持的态度后，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开始寻找联通董事长，可是找了很长时间，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就提议说：还是找赵维臣，他有经验。
胡启立眼前一亮，就找到赵维臣说：你出来组建联通，当联通的董事长吧。
胡启立寻找联通董事长人选的事，包括他都找了哪些人，赵维臣都知道。但他在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常委，兼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已有了一摊事情要干，再加上考虑到自己年纪比较大，所以并不想出任联通的董事长。因而，这事足足拖了有半年。
当时，一部分领导也不赞同赵维臣再出来做这种繁难的创业工作。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就表示反对，他对赵维臣说：你还没干够啊？还干呐？不能当。
但国务院的几位主要领导看好赵维臣“办事果断、有勇有谋”的工作能力，就极力动员他出任联通董事长。
几经考虑，赵维臣表态说：我可以负责联通的组建工作，一旦运营开始，我就卸任，另请高明。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下达国务院“国人字［一九九四］六二号任命书，任命赵维臣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授权他组建中国联通。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是位核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改革先锋，当时正在上海浦东主管开发，赵维臣专程赴沪征求他的意见。赵启正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组建联通非常支持，当即对联通的组建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后来，赵启正调到北京工作，与赵维臣经常碰面。赵启正评价说：应该给你发勋章。那次去上海，赵维臣还专门拜访了汪道涵，当年，赵维臣在搞横向经济联合时，曾请汪老到北京和天津作过横向经济报告。汪老对赵维臣受命组建联通表示举双手支持。
自国务院一七八号文件下发后，以赵维臣为组长的联通五人筹备领导小组开始进行筹备工作。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有：张树魁（原贵州省副省长）、陆延昌（电力部副部长）、国林（铁道部副部长）、吕新奎（电子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三位局长：何非常、胡耀华、丁道齐。
联通成立的使命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然而，赵维臣担负的使命和即将前行的道路却比这八个字的含义要重得多、远得多，因为他开始就给自己和联通定下了“成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主体之一”的愿景。他挥笔写下了中国联通精神：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加快发展；团结向前。
对于联通公司的发展目标，赵维臣是这样描绘的：初步规划，到二零零零年，把全国的电话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提供全国长途电话的百分之十，移动通信能力的三十，实现联通网的国际联接。
放眼对联通的未来，赵维臣说：联通发展道路会很坎坷，但前途必定光明，联通的事业必能成功！我很喜欢联通这个名字，我希望经过努力，用户乐于用“联通”，一打就通；更希望“联通”能互联互通。
赵维臣认为联通要成功必须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靠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合作，靠联通全体职工，靠我们的高起点、高目标、高技术、高服务，靠我们成功的欲望、清醒的头脑、非凡的智能和顽强拚搏的精神，靠我们闯字当头、苦战能过关的气魄，更靠我们必胜的信心！我坚信联通一定能够天通、地通、政通、人通，联通的事业发展路路通！
同时，赵维臣还特别强调说，要扩大股东分布面，除现有的十六家股东外，欢迎国内其它专用网部门、地方、企业参加，成为联通公司的股东。国内外对此反应极其强烈，许多部门、地方及单位纷纷表示投股加入。
邹家华批给了联通十兆频率
在联通筹备会议上，赵维臣要求公司在筹建时，指挥必须集中、统一，并在日后实施一系列的大胆发展措施时，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
筹备联通的过程中，筹备领导小组意识到，建立联通首先最起码的要有频率资源。而那时国家在较为先进的九百兆频段有十兆频率资源。
在邹家华副总理主持会议上，赵维臣阐述了频率对一个一无所有的联通的重要性，并坚持要十兆频率。
对此，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也当仁不让，表示强烈反对。
赵维臣便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最后，邹家华副总理作出“给联通九百兆频段的六兆和八百兆频段的四兆频率”的决定。
就这样，联通拿来了来之不易的十兆频段，开始发展移动通信。赵维臣后来说，联通刚一开始就打了一场大胜仗。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邹家华副总理主持会议，听取联通公司筹备工作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几条基本的通信政策也随之被确定或重申：国家授权经营电信业务的只有邮电部和联通公司两家；三部之外的其它专用网可以参加联通公司，但不能另行成立独立的通信公司；电信业反垄断是分步骤进行的，绝不是国家撒手不管的自由竞争。这次会议还议定，联通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运作，挂靠国家经贸委，享有邮电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进出口权；邮电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应对联通公司予以支持。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二家获得电信经营特许权的综合性电信运营企业联通公司正式成立。这家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发起组建的、以经营基本电信业务为主的大型国有公司，注册资金十亿元人民币。
有了频率，对于联通来说如同鱼儿得水，但仅有水还不够，联通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缺乏人才。赵维臣说：我不怕没钱，就怕没人才。
于是，联通一边开始大范围的招兵买马，一边扩大股东力量，到成立之日共筹得股本金十三点四亿元。这笔资金可谓不少，但对于一个要想建立全网的电信运营商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而竞争对手中国电信的固定资产总值上千亿，因此，尽快筹到建设资金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联通刚刚成立，毫无资质和业绩可言，根本不可能通过银行贷款。赵维臣说只有变通，联通才能有发展。我们可以走“曲线”，到国际市场上获得充足的资金。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