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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远去草木香

——榆林治沙历史追踪

来源:总第31期 作者:李 丽 发布时间:2007-12-28

夏末秋初的榆林大地,一派生机盎然,平原、山地和丘陵上随处可见各种青草、绿树,农田庄稼,几乎覆盖了所有能见的土地,这些绿色给这个曾经的边塞城市、九边重镇增添了勃勃生机。

如此旖旎风光,谁又能够想到,就在并不遥远的数十年前,这个城市曾遭沙漠严重侵袭,并一度面临被流沙掩埋的危险。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林木覆盖率仅为1.8%,如果说榆林城岌岌可危,那决不是耸人听闻。

“榆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是一部国土治理的创业史。”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对记者说。

“沙漠化”溯源

其实,早期的榆林地区并不是这个样子。据史料记载,榆林地区在秦汉时期还是“沃野千里,庄稼殷实,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区。由于处于匈奴族与汉族杂居的接壤之地,且有“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自然条件,在很长时间里,榆林成为匈奴族与秦、汉王朝武力争夺的边塞要地。战国末期,秦昭襄王经榆林北部窟野河支流束会川向东北延伸至黄河岸边的十二边城修筑长城,并沿长城外培植了一条榆树林带,与长城并行,称为榆林塞。榆林这一名称大致由此而来。

榆林北部县区及整个毛乌素沙漠地区主要是由白垩灰沙岩组成的地表物质,极易风化。而且榆林处于半干旱季风区气候带,主要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系统控制,同时也受东南海洋季风的影响,它的气候特征是寒暑剧变、温差大;起风沙的频率高,强度大;降水少,变率大,干旱灾害多。其中,风大而频为沙漠化的形成提供了动力,经常发生的旱灾导致地表干燥疏松,易于风蚀。以上地表物质和气候特征是榆林后来逐渐沙漠化的自然因素。

从秦汉至1949年的两千余年间,榆林境内基本上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杂居之地,人们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农牧业交替和农牧业并存。纵观这一历史时期,农业的开发主要经历了秦汉、唐、清末三次大规模的开垦,随着农垦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汉时期是榆林北就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时期。经济开发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北部匈奴,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缓中原地区由于饥荒灾害和人口增加带来的矛盾,开发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地从内地移民,开垦农田。据史料记载,整个西汉时期,从中原向北部边塞的移民活动始终不断。除此外,屯兵军垦的规模也十分可观,秦王朝为防止匈奴入侵,派大将蒙恪率30万大军屯守上郡(今榆林鱼河堡),给养主要来自当地,使其农牧业有了相当基础。但是,经济开发也给这一地区的生态条件开始带来消极的影响。犁耕破坏了草原植被,松散了草原土层,裸露而松散的弃耕土地在干旱风的冲击中易受风蚀,下覆的沙质沉积物也为风力吹起,引起土壤沙化。在东汉后期,这一带旱灾次数较多,已经出现流沙,加之战乱纷争,导致人口流散,农业急剧衰退,大片荒芜土地又转为牧场。公元413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巡游至此,赞叹“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遂发10万之众修建统万城为都。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带尚有湖泊河流,山青水秀,景色宜人。

唐代是继秦汉之后再度对榆林北部一带进行开垦的时期。唐朝统治者—方面采用历来移民屯边的办法来充实边防,抵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出自重视农耕、推广农业的传统观念和基本国策。在榆林等边塞地区,凡是水利和土质较好的地区都进行了民垦和军垦。大面积的开垦曾取得一定成效,使唐朝得到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过度开垦超越了自然条件所允许的限度,使这一地区的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唐诗中有“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等诗句,充分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夏热、冬长、风大、多流沙的自然面貌,已经和今天的毛乌素沙漠的情形大体一样了。沙漠一经形成,在风力作用下,风沙流及沙丘迅速向外侵袭,吞没良田、道路、村庄。到宋淳化五年(994年),历史名城统万城已陷在沙漠之中,被朝廷明仝毁弃。元丰七年(1084年)的记载说:“横山一带两不耕地,无不膏腴,过此而沙漠不毛”。元祜七年(1092年)记载“横山之北,沙漠隔限”,可见沙漠已侵袭到榆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榆林城已陷于沙漠之中,“四望黄沙,不产五谷”,沿长城一带已是黄沙滚滚、风沙迷漫的流沙地带了。

清朝政府起始曾实行蒙汉隔离,禁止口内农民到口外耕种,对恢复植被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清朝政府对内蒙古草原禁垦的政策并未贯彻始终。光绪末年,为了缓解内外交困危机,实行“开放蒙荒”、“移民灾边”,对内蒙古伊盟及榆林一带大规模开垦,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开垦,加快了毛乌素沙漠的继续蔓延和扩大。

这一趋势在以后的民国和革命战争时期,并没有丝毫改观,反而进一步恶化。到新中国成立时,流沙已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沙区6个城镇421个村庄已先后被风沙侵袭、湮没于流沙之。

至上而下,可歌可泣治沙史

在新中国成立前,榆林城就随时有被沙漠吞噬的危险,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治沙就成了建设榆林的第一要务。

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沿古长城线,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5月,开始筹建榆林第一个治沙造林林场——陕北防沙造林林场;6月又成立了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此后,陆续在长城沿线设了20个国营林场和10多个国营苗圃,初步构建了防沙造林网络基地,为大规模治沙造林奠定了基础。1952年10月,西北林业部组织专家制定《陕北防护林带造林计划(草案)》,1954年国家林业部编制《陕北防沙造林规划设计》,对长城防沙林带做出了详细的规划设计。

尽管如此,但由于没有治沙的具体经验,造林只是在村庄、路旁、河流两岸及沙漠边缘进行。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段主要还是采取机构防沙措施。经过长时间的试验与探索,人们渐渐认识到生物措施在治理沙漠中的作用,确立了以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与机构措施相结合的治沙思路,并总结出“设量沙障”,“前高挡,后短拉”、“四面围攻,拉平沙丘”等一整套技术措施。至此,治沙造林技术的突破使群众性的治沙造林成为了可能,治沙英雄李守林便是全国知名的第一代治沙英雄的杰出代表。

李守林来自榆林定边县堆子梁乡小滩子村,解放初期,他所在的村子是个只有几亩“沙地”的穷村庄,每年播种两三次还是看不见出苗。当地群众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光下种,不捉苗,种一葫芦打一瓢”。群众的生活是“早上菜,晌午糠,晚上清汤照月亮”,苦不堪言。共产党员李守林看到党和国家治沙的决心与政策,率先组织村里的28户穷苦人家,建立造林互助组,开始从林业上谋求生路。他们背上口粮到二十公里外的地方换回树苗,不料往沙里一栽全都死了。李守林总结失败的教训,用柴草一框一框把沙地分开,先固定流沙,再搭设障蔽,然后栽上树苗,终于奇迹般地造出了小滩子村的第一片林。1956年春,李守林组织打井队,在冰天雪地打成了27眼围盘井,灌溉农田1500多亩。同时,动员全村铲平千方以上沙丘100多个,造出小地1400多亩,运土方1万多方,改造沙地70多亩。滩地有了水,粮食总产量成倍增加,全村不仅实现了自给有余,还给国家作了贡献。李守林治沙的成功经验,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消除了群众中存在的“见沙怕”、“治沙愁”的畏难情绪,也掀开了榆林全面治沙的序幕。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绿化祖国”的全面规划出台,榆林市委市政府把防治沙害提高到关乎国计民生的高度,以集体为主,组织起了一次次造林治沙大会战。以人工林为主,辅之以封沙育林育草,把单一的栽树种草治理向综合整治转变。特别是进入70年代,榆林组织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会战,主攻“三带一网”即陕蒙边界、长城沿线、白于山区三条防沙林带和风沙滩区农田防护林网。这一阶段,涌现出以榆林北部长城边的补浪河“长城姑娘治沙连”为代表的治沙英雄集体。“长城姑娘治沙连”是由来自下乡插队和农村的54名姑娘组成的治沙战斗集体,首战大水湾茫茫碱滩,面对大大小小的1000多个沙包,经过三年艰苦奋战,2400亩沙柳环滩而立,固定沙滩3000多亩,种植全长26公里的农田防护林带25条,新造农田1000多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榆林防治沙漠化工作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国家于1978年启动了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榆林治沙也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年,个别地方试探性地给每户划拨3—5亩荒沙进行治理,两年后有了更大突破,允许有条件的地方,给每户划拨一定面积的荒山荒沙植树造林,谁治理归谁所有。1985年又允许个户长期承包国有和集体的荒山荒沙进行治理。随后,全市出台了拍卖荒沙、荒滩使用权和在风沙草滩区大力发展民办水利的系列决策。政策的开放搞活,使群众治理荒沙荒山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短时期内,榆林便有几万户农民承包治沙。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联合127户农民,成立了荒沙治理开发公司,承包治沙6万亩,经过10年努力,完成了承包的全部治理任务,营造了16.5公里长的林带,开发水地1500亩,发展羊子1400只,办起了饲料加工厂,走出了一条依靠政策开发荒沙产业,实现治沙致富的新路子。

2007年8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位于榆林市城北6公里的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沙地植物园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松柏坚拔挺立,郁郁葱葱,各种记者无法叫出名的树木和花草相互辉映,真可谓风光这边独好!

 如此好风光,使记者实在无法把它与流沙挂联。可副所长史社强真真切切地告诉记者, 1957年建园时,这里全是流动沙地,总面积300公顷,植被盖度不到3%,植物种单一,只有沙蒿、沙柳零星分布。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现已全部改造为固定沙地,植被盖度达到80%以上。全园共搜集45科167个植物种,其中人工栽培种93种,天然种74种。以该园为试验基地,研究所取得了飞播治沙、植物引种、沙地植被建设等一大批研究成果和配套技术,搜集选育出适合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的樟子松、油松、云杉、杜松、园柏、侧柏、刺槐、紫穗槐、花棒、白柠条、踏郎、沙地柏、长柄扁桃、桃叶卫茅、沙打旺等几十个林草植物种,已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该园已成为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重要的试验研究和示范基地,也是展示毛乌素沙地荒漠化治理成果和技术的示范区,同时又为国内外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的科技人员到园进行实习和科研活动提供了试验场所。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及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曾到该园进行考察和访问。现在的红石峡沙地植物园已分为五个功能区:搜集引种试验区;沙生旱生植物区;沙地植物示范区;人工生态区;封护区。并均保持原沙丘地特征。

榆林的治沙历程可以说是榆林人在遵循大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拼搏史和奋斗史,而在治沙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模范,则成为榆林生态建设史上耀眼的闪光点,也成为陕北人民坚忍不拔、战天斗地精神的突出代表。

治沙英雄牛玉琴

牛玉琴,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祖祖辈辈吃尽风沙的苦头,1985年,她第一个带头承包荒沙造林种草,多年来共治理荒沙11万亩。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全国劳动模范,十大绿化标兵,陕西省治沙模范和先进女能手称号,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颁发的“拉奥博士”奖等三十余项国际、国家、省、市、县级表彰奖励,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容基等人的亲切接见,被推选为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十七大党代表。

牛玉琴是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人,家住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从小生活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大沙窝中,使牛玉琴吃尽了荒沙的苦头,但也磨练了她坚强的性格。1966年,她与金鸡沙村村民张加旺喜结良缘。婆家家境贫寒,一间破草房,年老体弱的公公,患精神病的婆婆,结婚时加旺穿的裤子也是借来的。这里风起沙飞,遮天蔽日,庄稼苗刚出土即被荒沙埋没,有时一年要重复播种几次才有一点收成。为了改变她和乡亲们的生存环境,她和加旺下决心治理荒沙。1984年,靖边县决定将全县的荒沙荒山拔到户承包治理。这一喜讯,让牛玉琴夫妇异常兴奋,她们立即找周围邻居,计划联户承包治理荒沙。但是,他们听到只是叹息和冷嘲热讽。有些亲朋好友极力劝阻:千年不耕的荒沙哪能种成树,有钱也不能往荒沙里扔。然而她们坚信世界上的路都是靠人走出来的,毅然决定承包万亩荒沙进行治理。1985年元旦,在普天同庆的喜悦日子里,她们与镇政府签订了为期15年的万亩荒沙承包治理合同。

为了治理好荒沙,他们反复思考,实地勘测,分析利弊,并制定出了一年摆上,三年补齐,五年初见成效的治理规划,她和丈夫在家庭会上表示,就是逼死骡子挣死马,也要把万亩荒沙绿化好。

然而,万事开头难,对于一个还不能完全解决温饱的家庭来说,要治理万亩荒沙最难的是资金,买种苗要钱,雇劳力要钱,钱从哪里来?为了辉煌的事业,她们甘愿再过清贫的日子,一家人省吃俭用,把家中能卖的都卖了,又借贷4500多元,在紧要关头,县林业局送来的1000斤草籽和10万株杨树苗,终于解决了种苗问题,牛玉琴一家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对她们的支持,更坚定了她们治理荒沙的信念。从此牛玉琴一家三代七口人一齐出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步行15里沙路,到承包的荒沙地造林、种草、平整土地,然而在沙漠里栽树谈何容易,挖坑栽树,抬起铁锹半坑沙,风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头一天栽好的树苗,第二天被风吹的东倒西歪,稀稀啦啦,造林种草是有季节的,误过一季,就耽误一年,为了加快造林进度,雇请了16个帮工,将20名劳力分成10个小组,实行岗位责任制,并制定了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经过一家人一年辛勤拼搏,终于实现了种上的计划,当年造林种草面积达6600亩;第二年春天,毛乌素沙漠刮了一场特大风暴,一夜之间。她们营造的6000亩林草被风吹的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边根拔起,面对此情此景,大伙的心惊了,连她的大儿子也不愿再干下去,牛玉琴更是心如刀绞,但她总不甘心让大伙的辛苦白费,总不想让自己的希望破灭,更不想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她说,我不相信这里就栽不活树成不了林,于是她住在林地临时搭起的茅棚里,与帮工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奋战在沙窝中。20多个昼夜后,8万株杨树、榆树和沙柳又重站了起来。

就在牛玉琴治理荒沙刚刚有所起色的时候,她丈夫张加旺因患左腿骨质增生住进了医院,并要动大手术。为了丈夫的病能早日治愈,为了治理荒沙的决战不受影响,她只好忍痛让不满十四岁的二儿子辍学伺候丈夫,自己则一天往返140多余里路在医院和沙地两头跑,既要照顾丈夫治病,又要进沙漠造林,就在丈夫还未出院时,她也因积劳成疾患了急性阑尾炎,也住院做了手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家里由此乱成一窝蜂,治理荒沙的事无人领料,家务活没人做,孩子无人管,婆婆的精神病也几次发作,夫妻两人住在医院心却在家里,在她做完手术的第五天,在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偷偷跑回了家里,这个家里不能没有她,后来,缝合伤口线是她自己抽掉的,丈夫的病以后被确诊为骨癌,3年多的时间里住了9次医院,做了7次手术,还据掉了一条腿。因此,照料丈夫和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及治理荒沙的事,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这付沉重的担子的份量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常人无法承担的。然而,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1988年5月17日丈夫张加旺因患骨癌而永远地离开了她们。丈夫去世后,亲朋好友劝她干脆把林场卖了,过几年安稳日子,但牛玉琴坚决拒绝,她想这片林子是她和加旺用心血共同建造的,她不能毁掉她们共同的基业和希望。面对残酷的现实,牛玉琴没有垮掉,决心完成她和丈夫的未尽事业,要使沙漠披上绿妆。

功夫不负有心人,牛玉琴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自己辉煌的人生之路,走出了自己的希望之路,在起步年代,她东挪西借,想尽了一切办法,累计投资40多万元,在沙漠中营造了近2万亩林草,治理荒沙2万多亩,使昔日荒凉的沙漠变成了一个人工林场,为了纪念死去的丈夫,她将林场命名为加旺林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牛玉琴的带动下,乡亲们也纷纷要求承包治理荒沙,近几年来,东坑镇的农民先后承包了11万多亩荒沙进行治理,使昔日茫茫沙海开始变为绿洲。牛玉琴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1996年联合国防止沙漠公约组织邀请她去作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治理荒沙成功的同时也使牛玉琴的生活好转,致富后的她没有忘记村里因路途远、家庭贫困而上学难的孩子,她在村里建起了旺琴小学。同时,牛玉琴从1994年起担任东坑中学的名誉校长,每年植树季节都要带领师生植树造林,并向学生讲治沙造林,保护环境的好处。

牛玉琴,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她以柔弱的身躯征服了茫茫万亩荒沙,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忘我奉献的高尚风格,体现了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大西北人的性格,体现了目光远大,不断发展的新追求,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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