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精神源起、嬗变与重建

来源：2008年第11期（总第47期） 作者：本刊策划组稿 发布时间：2008-06-15

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

□文/任剑涛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

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不然。

动态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如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在北大校长之前，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庆典，由党委书记主持；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

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社会的关注。

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终于成为一所主义的大学。所谓主义的大学，是指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存在而在。它的特殊功能与它的运作原则被隐匿于它的普同性政治功能与它的准行政机关运行方式后面，它作为学术旗帜的象征意义也隐匿于作为政治变迁的象征意义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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