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精神源起、嬗变与重建

2008年第11期（总第47期） 本刊策划组稿 2008-06-15

正在消逝的象牙塔——中国当代大学的内在精神缺失

 

西方：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西方大学的起源

西方现代大学最初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13世纪的某一天，一群年轻僧侣聚集在一起讨论“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这一偶然的历史细节间接地促成了西方大学原始形态的形成（宗教神学院），同时僧侣们追求真理和人格完善的精神气质也深深植根于后世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中。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说，这些初始形态的教会大学（即“中古大学”）是“非常黑暗”的中古时期“一些非常耀眼的灯光”。

西方大学精神的变迁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形成，带有浓厚神权社会性质的“中古大学”模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新大学运动”风起云涌，那些新兴的大学几乎彻底抛弃了古典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完全以市场为主导，排斥宗教教育，专门培养实用性的技术人才。“是坚守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一单项选择题成为英国教育体制（也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关键问题，也是后世教育改革者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后在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一所新创办的天主教大学（都柏林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这些措辞略显艰涩但却充满激情的言论后来被整理成书，即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著——《大学的理想》。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给大学定义：“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的地方”。因此，大学就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的教育应该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自由教育”和“博雅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的使命则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即人格的自我完善）。正基于此，纽曼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的实用教育观，并且反对科学研究（坚持大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而非发展知识），反对专业教育（认为狭隘的专业划分会使学生的心智变得狭窄），同时强调大学的独立与自治。

然而不管纽曼如何雄辩涛涛，宗法社会的瓦解还是不可避免。随着市民社会的最终确立，新兴中产阶级对大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化诉求日益扩张。到了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这一历史事件被视作“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科学研究被系统引入大学体制，并且“发展知识”的重要性超过了“传授知识”；同时“服务于国家利益”被作为办学的第一宗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的社会职能被充分强调。虽然大学的体制不断变化，但是诸如大学独立、人文教育等传统大学理念还是得到一贯的坚持。洪堡特别强调“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知识体系本身的自我完善”成为柏林大学科研的最高目的，同时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在对待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态度上，洪堡与纽曼一致：“反对不从知识本身，仅从知识的实际益处来评价知识。”在他看来，“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职业性教育的任务应由高等专门学校承担。”

不过功利主义的隐患毕竟存在。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巩固，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迅速膨胀，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专业化、实用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本身也难耐寂寞，早先鼓吹“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家尚且能坚持大学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独立理性价值，现代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者则完全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自古以来“学袍”与“市镇”之间那道保证大学独立的高墙被一批批推倒，“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消失了。”

 

中国：从“政治正确”到“经济正确”

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的蔡元培先生，是出身于前清翰林院的一名准士大夫。在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中，这位已经成为“北大精神”代名词的前北大校长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先生更是将“砥砺德行”作为其办学宗旨：“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这一强调道德修为与人格完善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纽曼当年的大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除了在对待科学研究（这一方面蔡元培吸收了洪堡重视“发展知识”的观念）和宗教介入的观点上两者相异之外，二人在通才教育、大学独立等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然而正如纽曼的大学理想最终遭到颠覆一样，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也难以维持。与纽曼所处的时代不同，蔡元培大学理想覆灭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会转型的压力，而是政治势力的压迫。诸如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一开始就遭到各种政治保守势力的反对。此后这种独立治校的精神虽然得到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延续，并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国民政府无暇内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出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大多数时候一直都是在各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趋于统一，这种本来根基就欠牢靠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被彻底摧跨，取而代之的是以集权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模式。五十年代规模庞大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瓦解了此前几代自由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高等教育成果，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原先的学术带头人被赶下讲台；综合大学被逐一分割，各种专门学校逐一设立，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被彻底打破。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的诸多教育理想统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口号中被格式化。到了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学居然完全停办。这种教育体制调整的恶果我们至今仍可清楚地看到：学术断层，官本位严重，机构臃肿，专业壁垒过于森严，人文教育倍受冷落……在新时期以来历次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当年的蔡元培与北大，并以当年“兼容并包”的老北大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这样的回归多少令人尴尬，我们的高等教育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结果还未恢复上个世纪初的基本水平。

更为尴尬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在意识形态稍微松绑之后，旋即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只有民间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还记得蔡元培和他的大学理想，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

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八十年代的校园风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与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在以“经济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穷经皓首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理所当然地被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的大学匆匆推倒隔离在“学袍”与“市镇”之间的肃穆的高墙时，西方的教育者们又开始重新筑起这座高墙。随着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异化危机，经济利益至上与人文精神沦丧给现代大学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逐渐暴露。曾经热情呼唤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用主义理论鼓吹者德里克•博克已经开始警告醉心于“追逐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他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给人类未来的精神前景带来了存在性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将导致未来的学生只会因为就业需求而上大学；而课程过分专业化以及人文科学的缺席，则会使得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这些忧虑在中国那些刚刚从“教育产业化”中尝到甜头的改革理论家看来，实在是无法理解。“是坚持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种转型社会共有的两难抉择在我们的教育家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口号支撑下，气魄宏大的改革者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象牙塔理想，令人触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转型期的阵痛，不足挂齿。

同样是面对现代社会的诱惑，以提倡“名著阅读”而享誉全球的美国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就美国泛滥的功利主义教育不留情面的提出批评：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从而违背了西方传统的科学与文明。社会的混乱给教育带来了危机。大部分大专院校多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实施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实用重于学术，甚至把大学仅仅当作社会服务站。大学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分歧，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赫钦斯的批评虽然针对美国，但其针砭的现象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实用重于学术”、“教育系统一片混乱”、“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等情况在中国的恶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我们的教育家们似乎尚未知觉：我们急与接轨的对象已经开始扬弃的东西，正被我们废物利用般地当作宝贝。盲目的发展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在经过历时一百多年的构建、改造、断裂、重组之后，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如何加快发展，如何与国际接轨，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这种最基本却也最欠缺的常识性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中，重温西方古典的大学传统，甚至是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应该不是多余。大学独立、通才教育、人文主义，这些曾经为历代教育者誓死捍卫的大学理想传统，我们已经陌生得太久，现在是时候回归我们日渐肤浅的视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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