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2007.10 站在新起点上的回望

总第32期 本刊编辑部组稿 2008-01-04

非凡的五年 辉煌的成就

以5年作为周期，时间，一下子就变短了。细节退隐幕后，肌理渐次浮现。

5年前，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接力棒，走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5年后，媒体开始揣摩胡在十七大报告中频频出现的新词，遥望中国未来5年的大趋势。

 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尝试以“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为命题，公开探讨这个老政党的现代转型。这五年中，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正面回应，继革命胜利、经济绩效之后，社会平衡、民主选举、宪政制度一跃而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关键词。5年后，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对下一个5年作出部署，“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其中最醒目的表述之一。

5年前，中国共产党徐徐拉开一场大规模社会重建的帷幕，重振东北，中部崛起，建设新农村，重建医保社保体系……一个个政策兴奋点，围绕科学发展实现和谐这个宏大主题次第推开。官方话语中，“又快又好”，开始被“又好又快”所替代。5年后，胡锦涛在他的报告中，提出 “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文化软实力”等等执政新概念，意味着大国工作重心的继续转移。

十七大刚刚过去，海内外瞩目的最高决策层人事变动已然揭晓。我们站在十七大的时间起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五年执政路，平视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最为突出的执政面向，在历史的脉络中，勾勒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图谱，并与读者一起想象未来五年之中国。

中央新航向

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山西省临汾市市长李天太每天醒来收到的第一条短信，都是专业部门给他发的临汾当日空气质量报告。李天太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市长都关注空气中每颗浮尘的生灭，因为他掌管的地方刚刚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位列全球九大污染城市。

2007年5月底蓝藻爆发后，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指示，宁可牺牲15%的GDP增长，也要治理好太湖。

7月，花城广州的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在珠江游泳。市委书记朱小丹告诉记者，珠江水质不错；市长张广宁希望，2010年后珠江每年都能游泳。

中国的天空云朵、江河湖海正享受官员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受到国内外媒体最炽烈的聚焦。

《华尔街日报》就是其中一家。它的中国系列报道，捧得2006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报道对准了自诩世界上正在开动的起重机最扎堆的地方——郑州、强抗禁令被叫停的内蒙古新丰电厂，还探访了受有毒气体侵害的血铅儿童。

评委会称，报道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直接影响全球商界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帮助中国的决策层和企业家预判和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错误和陷阱。

中国的决策层显然已经知道中国身处三十年发展后的关键时期。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总书记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要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7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指标：在保持8%经济增长率同时努力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4%。

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把能源消耗作为从宏观经济层面衡量经济增长的准绳，标志着中国开始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外国媒体称，中国从此放弃以社会事业和环境为代价对增长的执迷追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温政府施政理念的核心价值首次明确：“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被正式提出。《人民日报》称，这成为中国拥抱绿色文明的标志。

在过去的五年里，“环保”、“可持续”、“节能减排”、“绿色GDP”等字眼席卷中国。

“中央已经在调转航向。”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说。中国的目光正从GDP移向环境和更远的未来。

调控阻击经济过热

2004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开始“绿色GDP”的核算研究，试图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和环境污染损失等因素，以此改变以GDP增长为单纯指标的考核方式。

就在“绿色GDP”核算研究启动一个月后，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一路狂奔“大炼钢铁”时轰然倒下。中央对“铁本”的雷厉处断，震动全国。

“铁本”闯进中央多片禁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违法征用四千多亩耕地；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与“铁本事件”有关的八名当地要员受到了严厉处分。

整个事件中，常州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难辞其咎。铁本创始人戴国芳后来在狱中说，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非他所能到，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后果。

“铁本”事件成为中央“杀一儆百”的典型范本。以整顿“铁本”为开端，中央政府启动了行政性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使投资速度在几个月内像自由落体一样迅速下降。

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不正常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正因与“科学发展观”有天然的血脉联系，环保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其执法集中于钢铁、冶金、电力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

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1990年代开始的分税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忽视了其他公共职能的履行；另外，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一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财政支出，压在地方政府身上，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加紧敛财。

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最能拉升GDP。曾猛烈抨击GDP政绩观的经济学者郎咸平说，政府不用做什么，只需要大规模卖土地，提供给地产商建楼房，然后再卖房，就可以“创造”可观的GDP政绩。如果政府把土地的价格哄抬得更高，使房价更高，那么所“创造”的GDP也会更高。

对GDP的热切渴望，驱使地方政府在“上项目”时大开绿灯。发改委在2006年对1至4月份3779个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查中，有44.2%的项目没有土地批准文件，有43.9%的项目没有环评文件，22%的项目没有项目审核文件。

2006年上半年某省规模以上固定投资占了全国的1/7。6月份开始发改委主任马凯、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国家统计局主要领导频繁造访，暗示该省应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但该省意见依然是“扩大投资不动摇”。

过去的四年里，国家环保和国土部门屡屡出击，效果却难如人意。其中，地方保护主义是他们遇到的最头疼问题。从SARS之后，经济增长率年年在10%之上，高层多次强调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中央在调转，地方还没跟上。”赵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惟一标准。中央和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断裂，源于官员考核机制等中间环节的改革严重滞后。

地方如何跟上

2005年，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全国10省市启动，在2006年公布了第一次核算结果之后，第二次核算结果迟迟没有公开。据绿色GDP项目组组长王金南透露，有些当地环境资源损耗很大的官员，对绿色GDP加以抵制，甚至发函向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施压，要求不予公布。

尽管核算方法一直存在争议，但绿色GDP的提法本身正当其时。它传递了中央的最新风向：任何以牺牲“绿色”为代价的发展将不被鼓励。

多个省市随之调整原有的官员考核体系。浙江省湖州市对县区年度工作考核时，取消沿用多年的GDP指标，代之以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考核。

赵晓对新考核指标的实际功用表示怀疑。他主张在考核干部时，应引入环保、住房指标的一票否决：“计划生育为什么能搞好，是因为它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官员受到重用。在今年3月份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中，与中央保持一致屡被中组部到场人士提及。在这轮调整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在浙江时提出的“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被媒体重提，耐人寻味。

在上海市党代会闭幕后，习近平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新领导班子时誓言，新班子要与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策在上海的畅通”。

动用传统的行政命令和组织资源，重用符合中央发展精神的官员，在赵晓看来，在大的体系没有调整的情况下，这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央政令畅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更长远的解决之道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界定。据赵晓介绍，十七大之后有望开展这方面工作，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趋向匹配。

有观察家认为，政绩观正在回归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标准：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

“人民除了要求更多的就业岗位外，也想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赵晓说，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多元的，人民的压力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转为官员的压力。十七大后，如能扩大各级官员直选范围，密切官员考核和公众评价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大政归“和”

2007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乘坐国产红旗轿车来到会场的党代表的等待中，走向鲜花和话筒，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以此时此刻为时间原点，遥望5年前胡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彼时彼刻，再将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执政中国的五年，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时空背景，透过和谐社会、从严治党、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行政首长之类的执政现象，我们发现，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对“法治国”应有的契约意识的尊重，对现代政党普遍规律的把握，正幻化成一股“柔性的力量”，策略性地注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融为一体，让本该柔软的执政理念变得更为柔软，让理当刚硬的强权机构变得更为刚硬，一柔一刚，刚柔并济地服务于不可动摇的执政领导权。

普世价值得到认可

“你行我也行。”被组织前往观看特奥运动会的上海小学生们，可能不太记得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胡锦涛究竟说了些什么，但他们一定能记住这句口号，一定能以自己的方式，于特奥运动会的细枝末节中品味平等、接受、包容这些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人类自身观照，尊重人类普世价值的语词。

五年间，意图转变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在长篇累牍的中央文件和官方行动中，传递出一长串认可人权、自由、公平、正义之类普世价值的信息。特奥运动会的火炬点燃上海，正是一长串信息中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新闻中心网站上，提供给外国记者的资料中，赫然于前的是“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官方信息。2003年，打工青年孙志刚以他的死，触及了收容遣送这一不合时宜的制度神经，个人命运的呢喃演进为人权意识的觉醒，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迎合了民众对普世价值的诉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由过去的讳莫如深，登堂入室，入主人民权利的圣经——《宪法》。

公平正义和人权是什么关系？在嘀咕房价看病学费拆迁的城镇社区，在“皇上圣明”的声浪撞击荧屏大队书记依然比民选村官牛气的偏远乡村，公平正义就像天赋人权、普世价值一样拗口，对这些玄虚的问号，寻常百姓不知不懂亦不在乎。煞有介事的观察家们则不同，他们死死将目光盯住胡锦涛2005年早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讲话，面对二百余省部级高官，胡在“和谐社会”这个融贯东方智慧传承中国文化的新概念中，充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元素。这年夏天，前总理朱 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出版了《法理学精义》，循着《正义论》将正义观视为社会发展基石的轨迹，诠释了公平正义之类对抗专制斗争的法学理论，呼吁回归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五年来的社会体制改革，旅居海外的政论家们察觉，西方世界视为普世价值的公平正义，已被中国共产党吸纳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思想源泉，粗看似无关联的民众日常生活亦与这四个简单的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尊重“法治国”原则和契约意识

2007年9月16日下午两点，旨在选拔未来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国家司法考试的最后一份试卷发到考生手中。开卷第一题：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核心内容。

两年前的那个秋天，出于对执政规律的把握，胡锦涛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之后，提出以依法治国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今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便透露出将该理念纳入司法考试范畴的明确信号。未来的法律精英们体悟到，“法治国”原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柔性执政新思维中的一项原则，“法治国”原则背后的契约意识开始得到空前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释放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信号弹，敏感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们立即联想到第三世界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建言中国共产党推进执政方式法治化，避免执政党演变成行政党，更不能做国家和社会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只能经由国家权力机关间接领导国家和社会，让“法治国”原则中生生不息的契约意识，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奔腾不止。

尊重法治国原则中的契约意识，要义在于依宪治国。无论情愿与否，经济全球化引发政治全球化的21世纪初年，务实的中国执政党不得不认真倾听“苏格拉底和孟子关于法治国的虚拟对话”，笼统的含糊不清的“为人民服务”的隐性契约，亦须过渡为清晰可辨的宪法至上的显性契约。2002年冬天，胡锦涛以中国共产党新的最高领导人身份的首次亮相，就是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阐述“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的讲演。今年，史上最牛钉子户就靠着保障财产权的宪法修正案，以及彼时还是草案的物权法，上演了一出“刁民战政府”的拆迁大戏。

中国共产党最近五年的“法治国”原则，渗透其中的契约意识，以及宪政问题法治化、政治问题行政化的路径选择，就这样流泄在这些或微小或宏大的法律事件中。五年来，暴风骤雨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少数人曾经盼望的那样呼啸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加速度。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纲要》出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向全民承诺，他们必定遵循公开、透明、高效、廉洁、民主等等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则。诸如千呼万唤的任期制的翩然而至之类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安排，表明执政党在描绘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渐进过渡的“民主线路图”的同时，回应了法治政府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十年前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对转业军官涌进法院检察院的质疑言犹在耳，十年后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已成法律常识。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在中国举行，首席大法官肖扬等政法高官与会演讲，尽管“中国国情”像“老三篇”一样被再度提起，尽管北京站街小贩血刃城管队员之类标示“刀治”挑战“水治”的惨案，依旧不时充斥我们的耳畔眼帘，尽管政府法治化的力度亟需加强，即便是对中国司法改革持有偏见的与会者，也程度不一地激赏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

回望中国共产党五年执政路，“法治国”原则和契约意识拉长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距离，展现出这样的柔性执政思维对中国共产党固执政地位的正面价值。看看霓虹闪烁的上海滩吧。面对陈良宇的跌倒市区党政班底的换届，一位沪上一流公关公司的CEO，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上海商贾，竟然出人意料地漠不关心，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在法治和契约拟定的轨道上，依然故我，怡然自得。

对现代政党普遍规律的把握

2007年9月25日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位副部长步入国务院新闻办，透过CCTV的现场直播，颇显“高调”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党际交流的神秘面纱。联想到中央纪委此前向媒体开放的“去神秘化”举措，以及执政党五年来的自身建设，善于条分缕析惯于虚张声势的政情观察人士察觉到，中国共产党正在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遵循现代政党的普遍规律，进行政党现代化的努力，彰显其柔性执政新思维。

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必定是一个廉洁的政党。5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层面的力度、强度、频度和制度，堪称史无前例。刚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已被判处死刑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正在等待司法审判的经济明星高官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被惩处的省部级高官可以排出一支长长的队伍，辅之以建立巡视制度、空降纪委书记、成立预防腐败局等等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制度设计，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外昭示了“从严治党”的治党方略。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遵循政党现代化普遍规律，实现政党现代化和执政方式现代化的一面透视镜。翻阅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以来的官方智囊论著，一个共识已在小圈子中急速达成：党的现代化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前提。虽然理论家们关于党的现代化的定义五花八门，要义总是不离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

新华网上有人以“八大进展”概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诸如“逐步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类的党内说辞，党外人士往往不得要领，但是，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差额比例比十六大增加了5个百分点等等党内民主的细节，则受到党外关怀政治者的重视。

这当中，最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两个条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喻示着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已由过去理解的“作风问题”过渡为“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走向制度化。随后，在市县党委换届中，中国共产党宿迁市顺和镇党委书记刘金山开了乡镇书记进入市委候补委员的先河。熟悉西方政党制度的人们同时发现，两个条例以及“开先河”之类的故事，背后的一部分法理基础与西方政党制度何其相似乃尔。

刚柔并济：刚性的军队和旗帜

2007年10月18日，德国驻华新任大使施明贤自十七大会期进入第四天的北京，飞赴南京“赶”他的外事活动“场”。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年的施明贤，亲历过1989年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而至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哗然解体。十数年过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非但未像预言家预言的那样拱手让人，反而以坚不可摧的执政地位，走向预言的反面。

探悉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不得不称赞中国共产党最近五年执政新思维的柔性力量，其实，无论是靠近政党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还是尊重“法治国”原则下的契约意识，抑或认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都是中国共产党先前的政治范畴执政理念中的稀罕物。这一切，合上他们始终不曾动摇过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刚性思维，刚柔并济地固执了他们的执政领导权。

就在施明贤大使履新之前的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浓墨重彩地庆祝了解放军80岁的生日。大庆前几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纷纭而至的纪念活动中，包括文艺晚会的主持人都在提醒“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军服几经变化，惟一不变的是象征党的领导的五角星。五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多种场合申述过解放军在当下的四大历史使命，首当其冲的是“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十七大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就“中国共产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回答中外记者：社会主义。此前，中外记者注意到，逼近十七大的日子里，中共理论家们在反复强调旗和路。李东生说，这是国内外和党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次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宣读报告那一刻，海内外就从报告的题目中看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字样。

从民生到民权 从先富到共富

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详述执政党“社会建设”方略，提出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单独阐述社会建设内容。”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遍地开花。

在过去的五年里，取消农业税、全面推行农村低保、“新农合”、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推行廉租房……中共社会政策从几近空白到逐渐形成体系。

源自西方的“社会政策”概念，是“改善民生的体系化政策”，其核心价值观正是“公平正义”。如今，中共正把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力推进。

从“先富”到“共富”

5年前，新上任20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踏雪重返西柏坡，在这个距离北京370多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从这里“进京赶考”。

回到政权的起点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重温“先贤”教诲，比如“两个务必”；二是告诫全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无疑，政权最初是代表“工农”，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回到执政起点，要重新思考执政现状和“先贤”对人民承诺之间的差距。

中共在1978年之后启动了“改革开放”，经过二十几年努力，实现了“翻一番”、“翻两番”、“翻三番”的目标，很多人、地区富裕起来，但有些人、有些地区却感受不同。

这体现在人民的情绪上，改革最初受到大众热情支持，而在1990年代后则有些不同，“下岗”成为流行词，“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种粮农民肩负繁多赋税，而许多进城农民工受伤或患病没有保障。

2003年底，在美国访问时，总理温家宝语出惊人，“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像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经历。”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在温总理访美半年前，SARS阴影笼罩北京城，而SARS还未散去，“信访洪峰”又汹涌而来。在距中南海7公里外的永定门外，上访者常年聚集，形成“上访村”。“信访洪峰”是“中国问题”的极端，而从正面角度看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新领导人的强烈期待。

针对诸多问题，高层不断在考虑对策。在SARS笼罩下的广东，胡锦涛公开谈“全面的发展观”，在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分别提出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总理温家宝则直接帮助一个农民讨薪，尽管拖欠农民工工资有很复杂的社会肌理，但此举信号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是不允许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迅速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一个政治任务。

五年来，新领导人展现了亲民的风格，他们在SARS肆虐时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春节在农民家包饺子过年，他们走到井下，他们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握手寒暄……他们绕过了各个部委、绕过了地方政府机构，直接站在人民面前。

或许有人对此不解，领导人有太多事要做，为什么不从制度建设着手，将机制理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弄清新领导集体的思路。

中共领导人可能更希望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和他们在一起，当然也没有满足于嘘寒问暖，从宏观发展思路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党内文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取而代之。在十一五规划中，公共服务指标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指标。

新领导人将“共同富裕”提上议程，他们在邓公理论中找到了政策调整的依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的GDP不仅仅属于城里人，还属于农民，以及许多在城里居无定所的打工者。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将社会建设摆上日程，既符合毛的思想也符合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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