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廉价粮时代

2008年第12期（总第48期） 本刊策划组稿 2008-06-30

地荒了还是人慌了

——以大连农业为切入点展开争人争地现象调查

□文/杨阳

人慌了？种粮不赚钱？

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农业政策着力于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5年，彻底免除农业税，2006年开始，连续实施粮食的最低保护价收购。

然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反而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大连最大的水稻生产企业之一，庄河东方农庄生产的红果大米远近闻名。随着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的不断上涨，很多人认为，东方农庄一定可以在今年的稻米市场上大赚一笔。但当记者将这个命题抛给东方农庄总经理赵君时，她的表情并不轻松。

作为大连农业战线上的代表，赵君是大连市政协委员。国家几年来连续的粮食补贴等积极政策，并没有让赵君觉得收效太大。“在我们对于庄河水稻、玉米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情况调查中，农资及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压力，正在消化掉国家对于粮食种植的补贴。”

 赵君所说的这项调查，是她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期间，联合相关人士围绕庄河市大宗农作物水稻、玉米两种主要品种所涉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涨价情况进行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目前粮食种植的复合肥每市斤由1.5元涨到2元，其它各种肥料每市斤均有0.2元到1元不等的涨幅。种子的价格涨幅更大，玉米种子一般从去年底5—5.5元上涨到7-8元，水稻种子由原来的3—3.5元上涨到现在的3.5-4元。农药每亩的杀虫剂、杀菌剂涨价1元，除草剂每亩涨价3元。

“按中等地力正常年景的每亩水稻、玉米农资用量，种植一亩水稻最低涨价57.5元，最高64元，种植1亩地玉米最低涨价52元，最高涨价63元。”赵君的调查报告中，对于两种粮食作物的成本上涨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包括国家新增农资补贴在内，庄河市是重点产粮县每亩补贴46元多，其他县市在43元左右。加上粮补每亩20元，国家每亩补贴在60元左右。“基本上和每亩水稻、玉米涨价持平，按照农户说法是弄个直顶直。”赵君认为，尽管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在不断加强，但从总体上看，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在逐年下降。在赵君看来，根据上述每亩水稻、玉米农资用量，以现行的农资价格计算，加上牛脚费和水稻的水利费、育苗费，不计算自家人工费，水稻每亩成本在400元左右，玉米每亩370元左右。按水稻、玉米亩产量900市斤算，水稻收购价格每市斤0.8元，种1亩水稻毛收入720元，除去400元成本，净收入320元。玉米收购价每市斤0.7元，种1亩玉米毛收入630元，除去370元成本，净收入260元。平均一个农户7亩水旱田，年净收入才2000元，加上7亩国家补贴，年净收入不到2500元。“而与种植保护地蔬菜、水果等相比，这样的效益简直是低之又低。”记者了解到，保护地蔬菜种植一般一亩地每年的收益可以达到2000—5000元，品种优质的果树种植在盛果期每亩收益甚至可以上万元。

从这份调查中还可以看到，在农产品产销链条中，农民投入多、耗时长、风险大，但获得利润较少。粮食、农资涨价主要来自于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包括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获利较大。由于农资价格连年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逐年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农村60%以上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作为政协委员，赵君对此忧心忡忡。很多原本种粮的劳动力认为，全年一年种地挣来的钱，在外面打工两个月就挣出来了。过去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捡外出打工家庭种不过来的地种，现在也不愿意种了。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目前粮食生产效益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模式正在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单纯靠留守族这一弱势群体艰苦劳作生产粮食，保证粮食安全是极其脆弱的，应该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极力发展现代农业。利于机械化的发展，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行深加工，获得高附加值。

地荒了？中国2.1亿农民从粮食生产者到粮食消费者

瓦房店市杨家乡双沙村。再向西十多公里，就是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长兴岛工业园区。村党总支书记吴传忠刚刚送走一位去长兴岛工作的村民，据说，在那里的造船厂，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达到2000多元，“好的技术工人，可以达到3000元。”

在吴传忠看来，劳动力多年不断外流，村里传统的玉米种植已经丧失了曾经的“主导产业”地位。“全村3200人中，劳动力1200人左右。”吴传忠掐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下这1200人的流向：300多人在外地的建筑业、加工业等企业打工，300多人在本地或周边的乡镇企业打工，还有500多名劳动力，也多集中于村里的蔬菜保护地种植，“韭菜、辣根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玉米地里几乎不见人影。”吴传忠说，在双沙村甚至整个杨家乡，种玉米的屈指可数，“主要是年岁较大或有病的劳动力还在从事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其他的人，都脱离了粮食生产者的身份。吴传忠愿意用这样一个细节记录这些“农民”身份的变化：每到年节，从外地打工归来的村民们总是把成袋的大米、面粉作为礼物搬回家，有的时候，还要带回很多饼干、小食品等礼物。

双沙村、杨家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是因为靠近长兴岛工业园区而成为特例。由于农业生产多年来低效、农村经济闭塞等多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走出农村广袤的土地，到周边甚至城市的企业打工。在大连近270万的农业人口当中，每年仅通过培训实现转移就业的人数就在4万人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市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人口超过三分之一。

说起种粮，张绍骋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有七八年不种地了。”这位来自于金州农村的31岁青年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土地被征后，我们这些市郊农民就和真正的城里人一样，吃起了‘商品粮’。”

从2000年起，因为所在村子的土地陆续被征用，张绍骋和其他村民就进城开始了打工生涯，开始的时候，他给工地当劳力，现在他和妻子两个人拥有一辆小货车，从事个体运输。同时出来的几个要好的村民，也都在城里立住了脚，干运输、做小商品生意，甚至还有人干起了装修队，“都过的不错”。张绍骋说，有好几个哥们儿还趁前两年房价便宜的时候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你现在看我像农民吗？”张绍骋说，进城近8年的时间，自己不仅形象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更突出的不同，在于从过去的务农者变成了农产品消费者，腿脚不再沾满泥土，饭桌上的每一样食物都要从市场购得。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透露，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达到2.1亿左右。和张绍骋们一样，他们已从农产品生产者变身为纯粹的消费者。

2007年是近年来“从土地里收获最多的一年”: 2007年大连市完成粮食总产量162.5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6.8%。从全国范围看，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0030亿斤，实现自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增产。

但与此同时，粮食、生猪、油料等农产品价格却持续上涨，CPI持续高位。这让在外务工挣钱的游子们，在辛苦一年回家数钞票的笑容中多了几分苦涩。 “农产品丰收”与“农产品物价上涨”同时存在，究竟传递着怎样的深层信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农产品供求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拉动着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明显升级。最近10余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2亿多，带动了消费总量和商品量的增长。2亿多农民“变身”，增加了中国发展粮食生产“保供给”的难度。尽管部分农民能做到由家人兼顾农事，但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产生一定影响。

大量农民的“非农化”，还导致土地利用率低下、农业规模不经济。许多改饭碗的农民已经进入城市，有的土地长期撂荒，但他们并不是很乐于流转出土地，土地资源向职业农民集聚还面临重重困难。

土地流转：农民的退出机制

金州区向应镇城西村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产粮区。全村共1800人，4000多亩耕地，除去人均1.3亩口粮田外，还有人均1亩的责任田。地处十年九旱的金州区向应镇，水资源严重短缺，种植玉米和大豆都歉收，加上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即使遇上好年景，一亩大田也很难看到200元钱的纯利。1996年以前的城西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800元，远远低于金州区的平均水平。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整年，有地没钱的处境让村民们愁眉不展，村里70％的劳动力不再坚守土地而涌向城市，全村弃管土地达1300亩，大批土地处于撂荒状态，土地成了农民手中的“鸡肋”。

城西村一不靠山，二不靠海，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产粮区。在农副产品紧缺的年代，土地产出效益高，自然是农民的宝。然而到了农产品相对过剩的年代，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时甚至不升反降。1996年以来，城西村把目光投向了高效农业，开始种植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几年下来，他们发现，以一亩三分地为单位的独自经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啻于风中浮萍，即使有点效益，增加的幅度也很有限，村民收入增长仍然不快。

要彻底摆脱农民有地无钱的困境，就必须在千家万户分散的土地上做文章。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1998年村委会采取租赁和反租倒包的形式，集中了部分农民撂荒的400多亩土地，建起了大连向应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订单农业，农民成为土地上的打工者。一时间，城西村花卉、蔬菜等订单农业发展迅速，生产规模化程度得到提高，产业优势日益凸现，村民也一次性得到了固定的租金和承包金。后来，他们又以集体土地及资产作为集体股本，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将61户农民承包地部分或全部折价入股，成立了大连市农村第一个以土地入股为主要投资方式的股份制企业——大连向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在，“向应农业”已成为知名品牌，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乃至有机食品，已进入商场以及各大超市。

“向应农业”的成功，使土地流转的机制像潮水一样在广大农村涌动。在庄河市吴炉镇的光华村、平山村、小房身村，他们成功地与土地租赁方签订了为期23年、3500余亩的土地流转经营租赁合同，每亩年租金350元，参与土地流转经营的农户，每户年均获利11000元，每亩土地比自家经营年收入增加800元。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选在哪里？业内人士认为，应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譬如，在两大体制的建立上应有所突破：一是农村土地流转体制，二是农民的退出体制。

首先，只有将耕地流转集中到那些愿意种田、会种田的大户手中，才能消灭目前农村存在的弃耕、抛荒、“双改单”等现象，向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要效益，才能培养出一大批真正钻研农业技术的专才，培育出一个高效的“三农”服务体系，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效率，以快速上升的“效益”吞没飞速增长的“成本”。所以，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前提下，应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体制机制的建立，推动流转健康快速发展。

另外，正如工业中“机器排斥工人”一样，规模农业、高技术农业从根本上也是排斥农民的。减少农民是农村改革的应有之义。农民往哪去？答案很简单：城里、工厂里。现在，4个制造业工人中有3个是农民工，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但在农村还有“宅基地”、“承包地”。如果这些“宅基地”变成耕地，又会增加多少粮食产量？这些“承包地”如果流转到种田能手和种田公司手里，又会产生多少规模效益呢？但目前，这两者只是供农民工们春节回家时的“观光游览”而已。为什么他们不能从“农民”的身份上“退出”，还要占据甚至是变相浪费农村的这块资源呢？因为他们进不了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廉租房制度等有关政策还无法给他们提供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保障，于是，就脚跨城乡两界，既苦了农民工，又降低了国家的综合资源利用效率。所以，农民的退出机制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综合效率的提高，以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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